“啟奏陛下，這些妖言惑眾的諸生都已經在鹹陽被坑殺了！”
易華偉腦子裡回想這時的禮儀，行了個長揖（左手壓住右手，手藏在袖子裡，舉手加額，鞠躬九十度，然後起身，同時手隨著再次齊眉，然後手放下）
抬頭瞄了秦始皇一眼，易華偉心裡不由歎了口氣，這趙高跟易小川做的孽，還得自己幫他們擦屁股。
原本的焚書坑儒並不是坑的儒生，也不是燒的詩書，但被高要跟易小川兩個半吊子一弄，焚書坑儒這事算是給坐實了。
關於焚書其源於周青臣與淳於越的一段論爭。
公元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為了慶賀秦王朝修築長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鹹陽皇宮裡大宴群臣。
時任仆射周青臣借給皇帝敬酒的機會稱頌始皇說：
“以前，秦國很小，地不過千裡，虧得陛下你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接著，他又大讚郡縣製，說秦始皇改諸侯分封製為郡縣製，使國家無戰爭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從古至今沒人能比。
周青臣的話雖然不無阿諛奉承的成份，但陳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實。不料，卻引起了一個名叫淳於越的人的不滿。
淳於越一向主張厚古薄今，認為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當代的東西都是不好的。當他聽周青臣讚美郡縣製，貶低分封製時，奮然而起說道：
“我聽說商周時代都因分封子弟而傳國近千年，因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讓他們與國君互相照應。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卻不分封子弟以作呼應，倘若出現像篡奪齊國政權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將何以應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這一點，反倒當麵奉承，不是忠臣!”
淳於越與周青臣並無過節，這場爭論純屬觀點之爭，也有文人相輕的味道，本不應該產生什麼實質的後果。不料此時丞相李斯卻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
李斯這樣說：“三皇五帝治國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這是因為他們能根據天下大勢，來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於越拿三皇五帝來舉例，這值得去效法嗎?那時候諸侯相爭，大家都想招徠天下的讀書人，現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國，老百姓致力農工業，知識分子要學習法律，這才是正道。
現在這些儒生不從當下出發，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說現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勸皇上：過去天下大亂，各執一詞，才有諸侯並起，都借著古代說事兒，花言巧語沒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亂七八糟的學術，而不是國家的製度。如果皇上統一天下，應該統一思想……臣請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寫的曆史都燒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職責，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都讓地方官燒毀……”
李斯囉裡囉嗦說了許多，中心內容隻有一個，那就是應當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為此，他建議燒書，而且要以嚴厲的措施去執行。
注意，李斯要燒的是“秦紀”以外的曆史著作，並沒有建議秦始皇連儒家的《詩經》《書經》以及諸子百家的書全部都燒掉。
另外，在《史記·李斯傳》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馬遷轉引李斯的話說：
“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李斯對於那些詩書百家語，僅用了一個“去”字，並沒有肯定地要“燒”。緊接著這段話還有一句：“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注意這裡是“收”而不是“燒”。
結合以上三段話，可以明顯地看出，詩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並沒有燒，隻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權和相應的政府官員收藏，目的是為了“愚百姓”，而不是為了損毀。
《史記·蕭相國世家》中的一段記載也可以證明秦始皇並沒有燒書。這種記載是：“何(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意思是說，當初劉邦軍隊攻下鹹陽城後，蕭何先行沒收了秦朝丞相、禦史所藏的律令、圖書;後來，劉邦坐了天下後，從這些圖書中獲得了天下要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等等資料。
從這段話中中不難看出，秦始皇隻不過下令收繳民間圖書，藏在官府和學官之手，並沒有將它們燒了，至少沒有全燒了。否則，蕭何收什麼?漢代又怎麼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燒掉前代所著史書，無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應該一分為二，對於“燒儘天下書”這樣的誤解，還是應該澄清的。其實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書都燒了，上層建築也就全完了，統治的基礎同樣會受到極大的動搖，他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
而關於“坑儒”，這事緣起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
秦始皇駕幸梁山宮，隨行的人馬車騎甚眾。把酒臨風，駐足山頂時，秦始皇偶一抬頭，發現丞相的隨從很多，不由得皺了皺眉頭。當時秦朝的丞相設左右兩名，分彆是李斯和馮去疾，不知超標的是哪位。這一細微的舉動被隨侍在側的一個中貴人(宦官)發現了，這個中貴人與超標的這位丞相是朋友，就將皇帝對他的車騎過多似有不滿這一情況泄露了出去。
幾天以後，秦始皇不知道如何聽說了此事，於是大起詔獄，把當時在身旁的中貴人全部處死，弄得人人自危。隨後就發生了侯生和盧生逃跑，四百多人被遷怒而喪命的事。
當時有兩個為始皇求長生藥的術士，一個姓侯，一個姓盧，因為擔心秦始皇會遷怒下來，兩個人便私下議論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因為滅了諸侯，統一了天下，就以為自古以來的聖賢誰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聽不到批評之聲，日益驕橫;官員們為了討好他，隻能戰戰兢兢地說謊欺瞞。
他還頒布法律，規定方士之術不靈就要被處死。如今大家因為畏懼，誰也不敢指出始皇之過，致使天下之事無論大小皆取決於皇帝。他竟然還用秤來稱量大臣們的上疏，如果大臣們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簡)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讓休息。像這種貪權專斷的人，我們不能為他求長生不死之藥。”
於是二人腳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聽說這兩人逃亡後大怒，說：“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下令將在鹹陽的方士、儒生全部抓起來審問，防止這些人多嘴多舌，“或為訞言以亂黔首”。這些方士、儒生為自己辯解時都試圖將罪名推到彆人頭上去，彼此牽連，結果確認“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鹹陽”
這就是發生於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史記》中提到這段時，用的是“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西漢初年的典籍中，此時距秦始皇死後已經一百多年。
那這殺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麼人呢?自西漢以後，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是儒生。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敘及這段史實，原文是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術士不等同於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