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紅姐上線了。這一章是老阿姨探索魯迅故居拾遺（北京西城區西三條21號），這裡當年居住的魯迅先生的母親和夫人朱安。
魯迅先生的婚姻也是一部中國百年文化的變遷。
初夏，老阿姨紅姐來到金融街北側的北京魯迅舊居，真是一部活著的曆史畫卷。一棵綠意盎然，枝葉濃密的百年棗樹依然矗立在魯迅故居，訴說著百年滄桑。
提到北京，人們總能想到那悠久的曆史、獨特的文化。而在這座古老城市的核心地帶，隱藏著一座極具傳奇色彩的建築——魯迅舊居。這裡不僅是一段鮮活的曆史，更是一座生動的文化地標。
老阿姨紅姐責無旁貸，帶著讀者朋友一起走進那座充滿故事的老宅，感受那獨特的韻味。
北京魯迅舊居，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宮門口二條胡同19號，始建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魯迅先生曾於民國十三至十五年（1924—1926）在此居住，於1956年10月19日辟為北京魯迅博物館並正式對外開放。
北京魯迅舊居占地麵積約400平方米，為一座小型四合院，有北房三間，南房三間，東西廂房各兩間，院內的格局布置，室內的陳設展示，都保存著魯迅先生當年居住時的模樣，院中保存著魯迅先生當年手植的兩棵丁香花，是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後一處寓所，也是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保存較為完整的一處。
1979年8月21日，魯迅故居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北京市第二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5月25日，北京魯迅舊居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3月27日，北京魯迅舊居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
民國十二年（1923年）10月30日，魯迅先生買下位於宮門口三條21號的6間舊屋的小宅院，議價800元。同年10月31日，魯迅先生親自繪製房屋改建圖3張。同年12月2日，訂立買房契約，付原房主500元。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2日，魯迅先生付清原房主購房餘款300元，房屋改建開始施工。同年2月1日，魯迅先生收到京師地方審判廳登記處的房屋《登記通知書》。同年5月24日，房屋改建完工。同年5月25日，魯迅先生和朱安夫人搬到此居住。
民國十五年（1926年）8月26日，魯迅先生南下離開後，朱安與魯迅先生的母親繼續在此居住。
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1月，魯迅先生兩次從上海回北平探親，都在此居住。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1月，朱安通過地方法院辦理了《贈與契約》，將北京魯迅舊居轉贈給魯迅之子周海嬰。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3月20日，周海嬰取得北平地方法院認證書。同年6月，朱安女士病故，中國**地下黨組織通過北平高等法院查封了北京魯迅舊居，將其保護起來。
1949年10月19日，北京魯迅舊居正式對外開放。1950年3月，許廣平先生將北京魯迅舊居和魯迅生前的藏書、文物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
1956年10月19日，北京魯迅博物館在北京魯迅舊居的基礎上正式建館並對外開放。
主要建築北房，北房麵闊三間，呈凸字形，是用木隔扇隔開的一明兩暗的開間，中間的一間是全家人的起居室。東麵的一間是魯迅先生的母親魯瑞的住室。西麵的一間是魯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朱安的臥室。
魯迅臥室。魯迅臥室位於北房東側一間的北側，門開在東廂房北牆上，人稱“老虎尾巴”，魯迅先生自嘲的稱為“綠林書屋”，是魯迅先生的工作室和臥室，占地麵積約10平方米。北牆上有兩扇大玻璃窗。
南房。南房麵闊三間，是魯迅先生的書房兼會客室，是用木隔扇隔開的兩明一暗的開間。東、西廂房。東廂房是雜物間，堆放著許多雜物。西廂房是女工住的房間。
魯迅舊居是一部活著的曆史畫卷，訴說著中國近現代史的跌宕起伏。走進這裡，仿佛穿越時空。
魯迅先生和朱安女士之間的婚姻，充滿了時代的烙印和命運的無奈。對於這段感情，魯迅先生曾用一句話來形容：“她是我母親送給我的一份禮物。”
這簡單而又沉重的話語背後，蘊含著無儘的深意。
在那個封建傳統根深蒂固的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決定了一個人的終身大事。魯迅作為一個接受過新思想洗禮的知識分子，內心深處對於這種包辦婚姻持有強烈的反感。然而，出於對母親的尊重和孝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接受朱安成為自己的妻子。
朱安，這個平凡而善良的女子，或許並沒有太多文化，但她卻以一顆質樸的心默默地守護著這個家庭。儘管魯迅對她沒有愛情可言，但他依然儘到了做丈夫的責任，給予她生活上的照顧和關懷。然而，這樣的婚姻終究難以長久。隨著時間的推移，魯迅越發深刻地意識到兩人之間的差距和無法逾越的鴻溝。他渴望追求真正屬於自己的愛情和理想，於是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家鄉，投身於革命事業之中。
這段婚姻雖然以悲劇收場，但它也讓我們看到了那個特殊時代人們所麵臨的困境和掙紮。
同時，也折射出魯迅先生對於自由、平等以及人權的堅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正是這種精神力量，使得他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巨匠之一。
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裡，魯迅先生獨自漫步於街頭巷尾，思考著國家與民族的未來。然而，命運總是充滿驚喜和巧合，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他結識了徐廣平這位誌同道合之人。
他們一見如故，仿佛前世便已相識。從文學到社會現實，從思想深度到人生哲學，兩人無話不談，彼此分享著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和感悟。這種默契和共鳴如同一把火炬，照亮了魯迅先生前行的道路。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的感情愈發深厚。終於，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裡，魯迅先生與徐廣平喜結連理，並迎來了他們愛情結晶——兒子周海嬰的誕生。
海嬰的到來給魯迅先生帶來了無儘的喜悅和希望。看著孩子天真無邪的笑容，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跡和美好。從此以後，他不僅肩負起作為父親的責任，更將自己對世界的熱愛傳遞給了下一代。
在這個新的家庭中，魯迅先生繼續堅持寫作、奮鬥不止；而徐廣平則默默地支持著他、照顧著家。他們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用愛構築起一個溫馨幸福的小天地。而海嬰也在父母的關愛下茁壯成長起來……
周海嬰：魯迅獨子謹遵父親遺囑，後代皆不做文學家，於光環之下，走出專屬自己的人生路
1929年的9月即將過完，清晨的上海大陸新村9號，一派平靜。
一個通宵寫作，剛準備睡去的男人，突然接到醫院通知，說他夫人即將臨盆。
男人匆忙趕往醫院，還沒等他開口詢問，醫生便拿出一遝手術簽字同意書，犀利地問道：“保大還是保小？”
男人呆滯了幾秒，堅定地回複道：“保大。”
這個男人，正是中國近代文學巨匠魯迅。
而當時正躺在手術室中的女人，是她的夫人許廣平。
醫生立刻轉身回到手術室中，拿一把鉗子夾緊孩子的頭，硬生生將孩子拽了出來。
所幸，母子平安。
就這樣，魯迅唯一的兒子，在意外中降臨人間。
因生在上海，魯迅給他取名：“周海嬰。”
不幸是，他隻享受了7年父愛，便與父親天人永隔。
然而“父親是魯迅”，卻裹挾了周海嬰一生，他曾無奈地說：
“我始終活在父親的‘人場’中。
人們認為“我應該寫文章，不能說錯話、做錯事”
隻要有一點問題，就會被扣上“枉為名人之子”的帽子。
但這種偏見，沒有讓海嬰變成一個膽小懦弱、偏信教條的人，反而讓他更觀照內心，不斷豐盈自己的精神世界，最終活出了真我。
養育過子女的人大抵了解，孩子如果被鉗子用力夾出，有多危險。
周海嬰雖然幸運地活下來，但從小體弱多病，時不時就會爆發嚴重哮喘。
受疾病困擾，他總是缺課，讀書並不伶利，但魯迅卻從未因此焦慮。
比起學習，他更擔心孩子的身體，還為海嬰製定了三種治療哮喘的方法。
輕度哮喘用蒸汽法，口鼻吸入；
中度用“安福消炎膏”加白色薄荷味藥膏，貼背部或前胸；
重度將二兩芥末糊衝入開水，熱敷背部。
每次都藥到病除。
折磨海嬰不隻哮喘，還有痢疾。
當時海嬰隻有一歲多，為保全性命，魯迅一共陪伴他去醫院打過14次針。
再長大一點，每到夏天，海嬰就會起痱子。
這時，魯迅總會為海嬰塗上治療痱子的藥，塗完前胸塗後背。許廣平則靜靜坐在一旁，扇動扇子加快藥水變乾。
海嬰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莫過於此，他躺在父母中間，被愛滋養著。
儘管僅有7年父子緣分，但魯迅竭儘全力，給了海嬰一個可以自由探索且愉悅的童年。
用周海嬰自己的話說：
“父親極力不多給我打擊，甚或不願拂逆我的喜愛”。
海嬰六歲時，叔叔周建人通過工作之便，給他買了一套《兒童文庫》和一套《少年文庫》。
書籍昂貴，海嬰年齡尚小，所以許廣平並不允許他動這兩套書。
可孩子的世界裡，越是神秘的東西越有魔力，海嬰想看極了，於是跟許廣平哭鬨起來。
正在書房寫作的魯迅，聞聲趕來，詢問緣由後，一起幫海嬰說服許廣平。
從那天起，海嬰的書屋開始被很多書籍填滿櫃子，可以隨意閱讀。
海嬰後來回憶道：“父親從不要求我背誦哪段，也從不規定我看什麼文章。”正如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寫道：
“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
“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儘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
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或許從那時開始，魯迅就奠定了海嬰一生的基調：
不必光芒萬丈，不必成為彆人，隻需按照喜好，成為自己。
依照天性，海嬰的事業不僅沒有成為魯迅的延續，反而與魯迅頗喜愛的文學南轅北轍。
這一切，與海嬰從小曆經過的種種密不可分。
海嬰100多天時，魯迅帶著全家去照相館裡拍合照。
小小的海嬰，還無法走路說話，但卻對第一次見到的，可以發出劇烈閃光、聲音的“鏡匣子”，異常感興趣。
五感敏銳的魯迅，很早便發現了海嬰對鏡頭的喜愛，於是更加注重培養他看電影、戲劇，不論走到哪兒，都要合張照。
一次，魯迅帶海嬰到日本去，拍下一張照片，後來還在文章中感慨道：
“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裡，給兒子拍過一張照，他滿臉頑皮，真像個日本孩子。”
通過鏡頭定格海嬰的成長，是魯迅始終在做的事。
少年周海嬰在這樣的熏陶下，海嬰對攝影有了模糊的概念。
但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自己未來將會與攝影結下長達70年的緣分。
海嬰5歲多的一天，跟魯迅一起乘坐黃包車，魯迅看到車夫的手受傷了，不急於趕路，而是語氣溫和地讓車夫等一下。
小小的海嬰站在父親身旁，不知所以然。
他好奇地望過去，隻見父親用隨身攜帶的繃帶，動作溫柔地給車夫包紮。
這個場景，如一個個慢鏡頭堆疊在一起，詮釋了最底層人民的苦難，也詮釋了父親的共情之心。
海嬰深深被震撼了。
從那刻起，海嬰學會了平視世界，喜歡上了觀察普通人的一舉一動。
在海嬰眼中，時代背景下的普通人，都過得那麼艱辛，大家飽受戰爭侵襲，很多人流離失所。
可每個人都向死而生，掩藏不住堅強的底色。
海嬰逐漸開始理解，自己因為父母的奮鬥，過著相對優渥的生活，但並非人人擁有這樣的條件。
他也想跟父親一樣，為普通人民做些什麼。
然而，還沒來得及等他做出些什麼，父親就因病去世了。
臨終前，他囑咐許廣平：
“孩子長大，尚無才能，可尋點小事過活，
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這就是魯迅對孩子的希冀，他不求海嬰名震四方，隻求他健康成長，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工作，好好生活。
魯迅的臨終囑托，讓海嬰明白，他不用成為父母的延續，父母那些未完成的夢想，不必他去實現。
他是他自己，可以去做一場全新的夢。
海嬰的夢，生根於幼時父親帶他拍照時傳遞出的慈愛，也在後來的經曆中發芽。
1936年末，魯迅剛去世不久後，許廣平收到一位姓蔡好友來信，邀她去杭州散心。
那年海嬰年僅7歲，自然不能脫離母親的看管，他們母子二人一起到了蔡家，海嬰管她叫：“蔡阿姨。”
在杭州的日子還算愜意，海嬰每天隨母親與蔡阿姨外出。
很快，蔡阿姨隨身帶著的黑色小型相機，引起了海嬰的注意。
小海嬰發現，這個神秘的“黑匣子”可以把風景收錄其中，然後風景搖身一變，就能成為一張張可隨身攜帶或掛在家中的照片，神奇極了。
為了摸摸那台“黑匣子”，更為了弄清照相機的成像原理和使用方法，他每天圍在蔡阿姨身邊，或問這問那，或用心觀察。
經不住海嬰左纏右磨，在蔡氏簡單的講解後，海嬰上手拍了幾張照。
當時相機和膠卷的價格頗為昂貴，海嬰開心地按下快門，另一邊的蔡氏早已“心如刀割”。
在拍下“漁夫撒網”的照片後，蔡氏就將相機收回了。
海嬰並不儘興，拍攝照片的興趣更濃厚了，擁有一台相機，成了他熱切的渴望。
許廣平看得出海嬰對攝影的熱愛，在他12歲那一年，跟朋友借來一台相機。
海嬰由此開始專門學習攝影。
起初拍下的兩張雪景照片，被許廣平起名為“雪痕鴻爪”和“大地蹄痕”。
兩個標題之下，是一位母親對孩子進步的鼓勵。
有了母親的支持，海嬰對攝影愛得更加深沉。
此後餘生，他從最初的底片衝洗，到後來的數碼相機，拍下了2萬餘張照片。
自始至終，他的鏡頭下隻有一個題材：普通人。
於是，身著簡陋衣衫，仍舊滿臉笑意、昂首闊步走在大街上的小販步態，被海嬰如實用鏡頭記錄下來。
曆經歲月變遷，這張照片成為那個時代裡，人民在壓迫下展現樂觀精神的明證。
周海嬰曾拍攝攝影作品《熟食小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