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紅姐又上線了。
這一章聊一聊讓人心疼的女人中的優秀女人張幼儀和張愛玲，兩個女人如此甚好，可惜沒有選擇無條件愛她們的人。
她們總是在幫助彆人，無論生活還是在愛情裡，也是不能欠人一點點。
《小腳與西服》裡寫，張幼儀和徐誌摩離婚很久後，有男人向她求婚，她的反應是：“我能幫他做什麼呢？能不能幫他成功？”好像如果她不能做到的話，她就不配被愛。
從小就沒有得到過無條件的愛的人，不能欠人一點點。接受彆人的施與總會覺得何德何能，恨不得當場兩清。
想起張愛玲也是這樣，雖然她自負天才，但日常中配得感並不高。看她自傳體小說《小團圓》裡兩段戀情，她都非常被動，第二段尤其是，動不動就說自己“殘花敗柳”，對於兩個人的未來，不敢多問一句。
她也不能欠人錢。做她的債主，好的一方麵是她一定還你錢，壞的一方麵是她還你之錢，你的呼吸，她都覺得是在催債。
宋淇鄺文美夫婦是張愛玲最親密的朋友，友誼綿延四十餘年，他們幫張愛玲接劇本談合同看新作，往來書信幾大本，張愛玲則將遺產留給了他們。
縱是這樣的友誼，也曾差點翻了船。1962年元宵節前夜，身在香港的張愛玲寫信給賴雅說：“他們（宋家）不再是我的朋友。”何以弄到這個地步，張愛玲之前的信裡也有寫：“宋家貸款是痛苦的安排，破壞了他們與我多年的交情。”
1955年，張愛玲去美國前跟電懋公司借了一筆錢，宋淇是保人。1960年2月8日，張愛玲寫信給鄺文美：
“收到你一月底的信，知道再耽擱下去使你們誤會我是不是不高興寫。其實上封信裡說的都是實話，欠公司的錢與欠私人的一樣，怎麼能憊賴。後來再回想離港前的情形，已經完全記得清清楚楚，預支全部劇本費，本來為了救急，誰知窘狀會拖到五年之久。目前雖然不等錢用，錢多點總心鬆一點。如果能再多欠一年，那我對公司非常感激，因為仍舊迷信明年運氣好些。這是根據十三年前算的命。”（《張愛玲私語錄》）
沒有查到鄺文美1月底給張愛玲的信裡寫了什麼，是不是傳達出代公司向張愛玲催債的意思。
張愛玲說“後來再回想……”“已經完全記得清清楚楚”，是不是一度記憶模糊？而她托鄺文美向公司致意，請求再寬限一年，想來也是艱於啟齒。
一年之後這筆錢並沒還上，1961年2月21日，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說：“我這朋友極少的人，在我這方麵是不拿你們隻當朋友看待的。雖然因為欠著由你們經手的一筆錢，有點覺得虧心，我總認為是暫時的事。”——在她看來，愛一個人愛到跟他拿零花錢的程度，是非常嚴苛的檢驗。同樣，若無其事地欠著朋友的錢，也是對這友誼的檢驗。信裡她的意思似乎是宋氏夫婦在她眼裡不是普通朋友，已經通過這檢驗，但她還是“有點覺得虧心”。
老阿姨紅姐時常感覺，張愛玲的心，她似乎已經觸摸到。紅姐特彆理解張愛玲骨子裡的要強，對愛的虔誠。
張愛玲生平最怕的，就是欠人錢。《小團圓》裡，情人給女主一筆錢，明明白白地講：“經濟上我保護你好嗎？”雖然數額不是“520”或者“1314”，但很顯然，是不用還的生活費。
可她做不到不還，尤其在他失勢之後，她總覺得他句句話都在暗示自己還錢。他明明罵同事“良心壞，寫東西也會變壞的”，“九莉知道是說她一毛不拔”。
兩者之間好像沒有這麼強的關聯吧？
她對這筆債務太耿耿於懷了，不管什麼事，她都能曲曲折折想到“還錢”上來。但她心如鐵石地想：“嚇不倒我。”
她鐵了心不還錢，不是她貪婪，而是在她的債主排行榜上，情人名列第二，第一位是她媽。
當年九莉從父親那裡逃出來，投奔她媽，花了她媽不少錢，讀書，看病，聽上去都是當媽的義務，但她媽並不這麼看。她媽是個界限感很強的人，人生計劃裡原本沒有養育她這件事，九莉投奔過來是突發事件，母親覺得女兒害自己破費了。
這個敘述有現實基礎，張愛玲《私語》寫：“看得出我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
九莉把金子還給母親時，母親哭了，當年抱怨歸抱怨，並沒有指望她還。但九莉輕鬆了，她不想做那個一直被審視被懷疑是不是“值得”的人。
情人的錢，後來當然也是還了。
但欠電懋的這筆錢有點難辦，張愛玲原本寄希望於給電懋寫《紅樓夢》劇本掙點錢，但電懋擔心邵氏搶拍《紅樓夢》，拿到張愛玲寫的劇本後遲遲沒做決定。宋淇權力有限，夾在張愛玲和公司之間，有點難做人，他不是長袖善舞之人，表情就有點嚴肅，敏感的張愛玲解讀為“每天都有生氣的反應”，聯係到那筆債務上去。這種無言的對峙，一直延續到張愛玲離開香港時，不過張愛玲在香港的最後十來天是住在宋淇家的。張愛玲跟賴雅說：“他們不相信我的劇本，我不相信他們付費，拒絕多花錢住旅館。一團糟，卻為此生最不愉快五個月的適當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