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八十年代初期，我國的古玩市場就像被一場改革春雨澆醒的小苗。
必須在土壤中蟄伏自己脆弱的根係，隻能通過一點點的吸取養分，逐步成長的話。
那麼與之相反，這個時期的郵票市場就如同傑克種下的魔豆一樣。
是充滿蓬勃生機，肆無忌憚地發展，迅速壯大起來的。
事實上，隻要對收藏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最早在全國範圍內火熱起來的收藏品種。
既不是古董或字畫，也不是古籍或翡翠，而是郵票。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那當然是有原因的。
概括起來，無非就是因為郵票收藏所需要的資金量少，獲取途徑多，入市門檻低。
而且這種有價票證，既便於攜帶，也利於交易。
從民眾的角度來說，在我國文化單一，經濟不夠發達時期。
郵票幾乎是所有投資品類裡最廉價、最方便參與的一種收藏愛好了。
因為買個瓷器最少幾元錢，買幅書畫要十幾元。
印石、玉器、銅器、古籍、紅木家具、文房四寶，想當哪一樣玩物的藏家都所需不菲。
唯有郵票，幾分錢即可購得。
甚至跟熟人索要信封上寄來的蓋銷票也能從中得到樂趣。
那麼這種嗜好天然就具備親民屬性。
而且改革之前，我國銀行利率向來很低，購買郵票卻是同樣能獲得超額收益的。
像著名的“祖國山河一片紅”、“梅蘭芳小型張”，以及“黃山”、“蝴蝶”、“金魚”、“菊花”和“牡丹”這些眾所皆知的優秀票種，價格全是常年上漲。
以持續、穩定、驚人的回報率，讓人們形成了一種“買郵票可以發財”的思想。
所以集郵很容易就可以成為當時讓人們趨之若鶩的投資行為。
偏偏這種投資還因為郵票體量小，承載資金量小，不足以引起相關部門的警惕。
再說郵票也不像糧油票證、工業票證那樣關係到國計民生。
甚至就眼下的國情來說，郵票的價值增高，不但沒有危害性，反而還有利於郵票的發行。
因此這種投機炒作幾乎從不會受到官方的乾預。
政府要管，那也就是治理一下公共秩序，管管由此引發的坑蒙拐騙、打架鬥毆的事件而已。
甚至還可以在此披露一點。
即使“運動”中，許多過去發行的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被認為是“封、資、修的貨色”而停止銷售。
集郵被看作是屬於“資產階級情趣的活動”遭到批判。
那京城相當一部分郵票藏家的私下交換與購買，也從未中斷。
隻不過是民不舉官不究，上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事兒罷了。
所以郵票既然具有這樣種種有利的綜合因素。
“運動”才剛一結束，京城的民間郵票交易便如死灰複燃一樣，最先得到了恢複，是自熱而然的事兒。
而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到一個京城集郵者們心目中的“聖地”了。
這就是1955年1月，郵電部在故宮東翼的東華門77號成立的國家集郵總公司了。
從建國起，這裡就是民間藏家私下交易最頻繁的場所。
“運動”中曾一度關門，1978年7月又重新開始營業。
而當此地重張時，集郵愛好者們的熱情就像井噴一般的爆發。
每當新郵發行的當日，集郵公司的營業櫃台前就擠滿了人，會引發搶購新郵的熱潮。
櫃台裡麵除了擺放一些新近發行的郵票以外，還會同時擺放些“運動”前和“運動”時期就已經發行的郵票。
這些郵票一樣會勾起集郵者的購買**。
也許是集郵熱忱被壓製得太久的原因，人們哪怕走出集郵公司的大門，也長久不願意離開。他們會集結在集郵公司門口，三三兩兩，低聲密語，彼此交換著關於郵票的所有信息。
這些人之間有知識份子，有工人，也有乾部和學生，還有一些社會閒散人員。
他們來自不同的工作崗位，也來自京城的四麵八方。
但是到了此地他們都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集郵愛好者。
至於這些人聚集在郵票公司門口，無非有兩個目的。
一是交換信息，增長郵票知識。
二是互換郵票，豐富自我的收藏。
他們當中有些是相識已久的集郵同好，也有些是新認識的朋友，
但是每個人的集郵水準肯定是良莠不齊的，每個人的收入水平更是千差萬彆。
有些人為了豐富收藏急於購進一些郵票。
另一些人由於機緣巧合，手上會有一些富餘的郵票。
偏偏在改革開放最初的時期，人們是恥於談錢的，而是把集郵視為單純的文化活動。
用郵票交換郵票還說得過去。
但如果一手交錢一手貨，那就會被彆人在自己的額頭上貼上“唯利是圖”、“庸俗市儈”的標簽。
實際上，去年寧衛民不用為生計發愁之後。
為了買猴票，他就接長不短的到國家集郵總公司這兒溜達過不少次。
他最早六月份過來“朝聖”的時候，集郵總公司門口的自發市場，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