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邊建功這會兒，情況顯然更惡劣了。
看這意思，因為緊缺，飯館已經不單賣啤酒了。
顧客想喝，必須得得搭售一個菜才行。
不過話說回來了，飯館這邊也有飯館的苦衷，負責開票的這位也有人家的無奈。
因為這就是市場供需不匹配導致的矛盾，商品價格又不敢一下子放開的必然結果。
誰也沒轍。
要說起啤酒這東西啊，其實老京城人並不是一開始就待見它的，對這玩意有一個相當長的適應過程。
像建國後，除了少數家境優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對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數人不僅品不出它的香味兒和殺口勁來，還諷稱其為“湯藥”、“馬尿”。
後來到了六十年代初，因為散啤價錢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們因為囊中羞澀勉強自己改變口味，從不接受到逐漸接受。
結果適應了就一發不可收拾，因為從本質上說，散啤還是一種癮品。
於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費增長的黃金時代。
就這樣，京城的人們開始愛上了它，然後就變成了趨之若鶩的“追捧”。
隻是雖然喝得人越來越多了，啤酒的產量卻沒能隨之增長。
很快，人們就發現市麵上“散啤”變得越來越不好買了。
價格也從兩毛一升，兩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漲到了現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幾乎所有老少爺們都已經把打一暖壺“散啤”，當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時的京城卻還是隻有兩家設備陳舊的老啤酒廠。
一家是民族資本“雙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廠”。
一家就是過去小鬼子“麥酒株式會社”改的“京城啤酒廠”。
這兩家啤酒廠哪怕開足最大馬力，一個月也隻能生產不到三千噸啤酒。
如果按照當時京城四百餘萬人口計算，每人每月還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這麼一點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場上去。
因為大部分生產出來的啤酒都賣給了協作單位，沒有進入市場。
還有一部分是專門供應特殊商業係統、大賓館和政府招待所的。
實際上普通消費者能買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噸。
這一百噸絕大部分還都是散裝啤酒。
想想看吧，這口子有多大。
按三千噸算，每月一個人論不到一瓶。
一百噸就更甭說了，連一酒盅都到不了。
所以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來，啤酒供應最緊張的一年。
那麼本來就供應趨緊的夏季，當然是這一年供需矛盾爆發，到達極致的時候了。
這一年，京城啤酒稀缺到了什麼程度呢？
儘管每天上午十點左右就有人持暖壺、塑料桶，望眼欲穿的企盼著送啤酒的汽車的到來。
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在副食商店根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蹤影。
這年頭拉散啤的是“130”罐兒車，簡直不能開上街。
因為一上街，它就成了人民群眾的狩獵目標。
汽車在前頭開，後麵能跟著一大長溜蹬著自行車的人在追。
當然，雖然有時能追到卸車的地兒，可太遠就沒戲了。
更倒黴的是往往追了半天也是空罐兒，根本沒酒。
要說唯一能確定買到“散啤”的地方，也就隻有飯館了。
但飯館也不是個個都有，得靠各自的領導的公關能力和門路。
即使弄來也不是為人民服務的，餐飲業的獎金要靠這玩意找齊兒，否則誰平白無故費這個力氣啊。
所以京城各大小飯館貼出不成文規定——“買半升啤酒搭賣一盤菜”。
瞧瞧，就是這麼檔子事兒，誰也無解。
無論是消費者還是飯館，誰都覺得自己憋屈，誰都覺得自己占理。
那真吵起來，還有個完？
好在不同於現場這幫唯恐天下不亂的主兒，寧衛民是知道這其中過節的。
而且念著街裡街坊的關係，念著邊大爺和邊大媽平日的好處，他也沒坐視不管的道理。
眼瞅著這局麵就有要動手的趨勢了。
他見機不妙，趕緊就擠了進去，幫著勸架。
對付邊建功最好辦，寧衛民直接就說邊大媽馬上這就過來了。
一聽報出老太太的名號，邊建功當時就啞巴了，氣勢全滅。
更妙的是，飯館這主兒也認得邊大媽。
平日裡都點頭不見抬頭見的，雖然不怎麼熟，也知道是段兒上的居委會主任。
自然覺得沒必要把關係弄僵了。
於是口氣也緩和了。
再加上寧衛民會來事，敬了一根煙，說了兩句好話，這位也就順勢就坡下驢了。
輕而易舉，一場發生在即的衝突化於無形。
隻是儘管寧衛民自覺做了件好事，頗有些沾沾自喜。
可結果卻遠沒有他預計的那麼圓滿。
圍觀的一幫好事之徒因為沒了熱鬨可看，“噓”聲一片倒也罷了。
問題是邊建功也有點不識好人心。
走出了大老遠，得知真相。
不但不謝，反而還埋怨起寧衛民來了。
甚至看那臉紅脖子粗，手握拳頭，麵容扭曲的意思，倒像是要把一腔子的火氣出在他身上似的。
而就在寧衛民後悔多管閒事，覺得邊建功忒不知好歹時候，更讓人沒想到的事兒發生了。
比他大上足足四歲的邊建功。
一個在內蒙待了六年，號稱能縱馬套狼的漢子。
突然間，居然一屁股坐地上了。
跟著，就抱著腦袋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