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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第一次郵票牛市的時間周期，大概是從1984年1月開始，到1985年的5月終結。
差不多持續了一年半。
所以波及範圍很廣，參與者眾多。
這次熊貓小型張突如其來的增發消息所引發的暴跌，也並不隻京城一地遭殃，而是全國範圍的。
其他各大中小城市也受到了影響，郵市行情同樣開始走上了下坡路。
而且由於各地行情都以京城為晴雨表，從地理位置上來講，首當其衝遭遇衝擊的，當然就是距離京城最近的津門。
說實話，頭幾天皮爾卡頓的幾個高管在津門兜售整版鼠票的經曆實在不愉快。
他們一到這兒，先是被市場門口的蘑孤隊給纏上了，磨走了不少貨。
隨後進入市場，找到的交易方就沒有一家實力雄厚，能買兩千版以上的，給的價錢又苛刻，一家比一家低。
他們不得不耽擱了好幾天，而且被對方狠狠宰了一刀。
可同樣因此，也導致炒作需要的“量”被分散到許多人手裡，津門並沒有形成一家獨大的莊家。
所以在鼠票的拋售上，津門市場不但散亂，沒有組織性，而且還爭先恐後，特彆著急。
要知道，津門人自己都說自己“津門人就是欠管，竟有些害群之馬，一條魚攪得一鍋腥”。
這句話反應出的就是津門人身上的那麼點小毛病。
好不容易有了個飯碗吧，往往不等喂飽肚皮，就一定有人出來在暗中狠砸。
沒轍，津門人賊大膽，隻有挨餓，才管得了自己個兒。
隻要有一口飯吃，也絕不會老老實實的吃。
反而一定會有人出來，要比彆人吃得“俏”，也就是砸飯碗。
好多人的思維模式都是——反正我不砸，也有人在砸。倒不如我先砸，把便宜弄到手再說。回頭等彆人再砸，我也賺夠了。
這甚至成了一種循環反複的曆史規律。
包括日後的津門的出租車、京津公路的大巴，食品一條街，五大道的旅遊服務業……津門人都是這麼一次次的親手砸了自己的飯碗，最後大家再一起守著飯碗挨餓。
所以還彆看津門人從幾個京城人身上沒少割肉，讓幾個穿西裝的外資高管飲恨回京。
可貨到他們手裡，因為窩裡鬥似的的惡性殺價，行情掉的速度也比哪兒都快。
再加上京城那邊也沒閒著，在投資風險與日俱增同時，哈德門他們為寧衛民當二傳手，又把好幾千版鼠票，就地倒給了跑京津兩地的郵販子。
這一下可好，流入津門的老鼠，簡直淤了，鬨上“鼠災”了。
直接導致津門的鼠票的投資收益率反而急速下降，出貨也不大順暢了。
並且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市場並沒有給津門人多少時間反應和調整。
沒幾天的工夫，熊貓小型張增發的消息，所引發的大崩潰就來了。
得，這一下可真是日本船，滿完（丸）了！
眼睜睜瞅著整體市場，不分品類天天在縮水，各種郵品大幅下跌，而且其中還就熊貓和鼠票領銜主跌。
那些接了鼠票沒能及時拋掉的津門人這叫一後悔。
情難自已的齊聲痛罵賣貨給他們的京城人，口口聲聲痛斥，此仇不共戴天。
最後罵著罵著實在忍受不了，隻好閉眼“跳樓”全部出清。
本來津門的郵販子們在鼠票上掙得就不多。
趕上整體行市雪崩，大部分拿著鼠票的人，都嚴重折了本錢。
為此，這些人幾乎全都熬不住了，就改了行。
比如開個小餐館，或者去倒賣服裝，攤煎餅，蹬三輪等等。
那些僥幸還能留在市場的人也不怎麼樣。
想想看，連京城郵市都變得交易冷清，其他地方的郵市自然更是人跡罕至。
不出半個月，一宮花園裡的郵市門可羅雀。
僅剩的郵票販子們，隻能靠三五成群，打著紙牌，來打發綿長的日子了。
雖然這些人玩兒牌有時也會興奮激動，湊在一起更不免吹噓昨日的輝煌，掛在嘴邊的都是“想當初，老子……”。
可是想當初又有什麼用呢？
他們帶來的集郵冊放在身邊，一天也未必有人翻動一次，能積厚厚一層灰。
郵市的盛況，也已經完全留在記憶裡吃土了。
至於說到全國的第二大城市，也擁有著全國第二大郵市的滬海，崩盤慘劇肯定比津門更甚。
1985年這場郵市狂潮照樣席卷了很多滬海投機者的財富，讓很多夢想一夜暴富的滬海人財富歸零，市場在無情的方麵，永遠是一視同仁的。
隻不過滬海畢竟是個老牌投機之都。
早先解放前，各種金融投機活動就在滬海盛行。
不論炒郵票、炒股票，還是紮金子，想當初的滬海人都是全國的引領者。
滬海要自稱第二，就沒人敢稱第一。
所以魔都並不是白叫的，方方麵麵的情況都要特殊一點。
比方說，那些經曆過這些的人，或者從長輩口中了解過去一些情況的人，再應對起類似的情況，總要比其他地方的人多些經驗的。
在滬海操縱鼠票的賀軍就是這麼一個特例。
雖然他這人有點自大，自以為把寧衛民從滬海逼回京城，卻一頭撞進了寧衛民在滬海和花城的雙重陷阱，沒少受氣賠錢，好一番焦頭爛額。
可終歸他受過祖父賀老先生的親手調教，起步就比彆人早。
有腦子，有見識，有經驗，有膽識，有資金的他，怎麼也算是滬海郵屆的一方人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