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12日，集郵總公司在工人體育場進行的鼠年生肖票的銷售活動，最終以懸之又懸的方式落下帷幕。
當天因為秩序持續惡化，集郵總公司的負責人，不得不在下午求助公安部門，調派來上百名民警幫助維持治安。
但即使這樣，銷售速度也大大高於預期。
原先打算用兩三個星期天銷售掉的四萬六千版郵票，在當天下午五點時已經所剩無幾。
甚至其餘之數，都不足以滿足其餘幾百名沒有買到郵票的顧客所需。
所以對於這些顧客，集郵公司的大經理就隻能下令，讓他們失望而歸了。
他讓下屬告知顧客們，說如果還想要買的話，隻能以當天付款預定，之後等集郵公司營業部通知去取郵票的方式進行。
就這樣，這位大經理算是勉勉強強守住了自己做出的承諾。
但實際上，卻是有苦自知。
誰讓他超出計劃外，多銷售了好幾百版。
為此，他還得專門請示上級，需要從地方城市的營業部抽調部分回來才行。
不用說，當天的京城地方報紙和專業性的《集郵》雜誌，都報道了這人山人海，氣勢如虹的景觀。
不過好在這次，除了再次呼籲郵政部門應該進行更科學的管理和引導，以解決生肖郵票難買的問題。
這些紙媒總算還多少給了郵政部門一些麵子，報道中多了正麵的肯定和理解。
像《京城晚報》就聲稱，“來工人體育場購買鼠年生肖郵票的人，不光有知識份子，也有工人、解放軍，戴著紅領巾的少先隊員，年輕的中學生，佩戴校徽的大學生，還有頭發花白的老人。京城的集郵愛好者之多之廣，實在讓人始料不及。”
而《集郵》雜誌更這一事件代表的劃時代意義，說“我國集郵史上真正大眾化的時代到來了！1984年2月12日工體的郵票銷售現場，就可以視為新時代到來的標誌！”
並且還在撰文中列舉、對比了近年來相關數據的變化。
據公布的數據顯示，1980年全國各地集郵協會的注冊會員隻有十萬多人
而時至今日，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四百餘萬人。
沒有注冊的集郵愛好者，則從全國幾十萬增加至上千萬人。
這一天過後，就連某位高官也被工體的銷售數據給驚動了。
有人傳言，說得知鼠年生肖票的一天售罄，賣出了近三十萬元。加上其他的滯銷郵票，工人體育場的單日營業額已經突破三十三萬元的時候。
這位大人不禁當場驚呼，“難道賣郵票已經成批發了嗎？過去的集郵者買個雙聯張和四方聯就已經不錯了，怎麼現在的人都是整版整版的買了？”
而緊跟著幾天後郵電部就為此做出決策。
宣布為緩解首都人民購買新郵排隊難的問題，集郵總公司將在京開設新郵預定業務。
…並會定期會舉辦郵展，且在每周日於人民文化宮門口開設郵票交換集市。
這就足以證明，這個所謂的“小道消息”並非空穴來風。
更毋庸置疑的是，這件事兒動靜鬨得如此之大，寧衛民和他的那些投機夥伴們那一定是收獲匪淺的。
就這年頭，誰能像這幫黑了心的兔崽子似的，動用汽車去做郵品交易啊！
他們帶去的十萬塊，一天就花了八萬多塊，足足吸納了八千餘版啊。
這也就是說，到此為止，屬於他們一夥兒人的公共籌碼已經高達兩萬四千版。
他們手裡可動用資金還有六萬元。
如果算上寧衛民私下裡派遣羅廣亮和小陶，從滬海和花城“打飛的”抓來的一萬五千版。
他們實質上所控製的籌碼，已經將近鼠年生肖票發行總量的百分之十五。
這樣的話，如果再刨除沉澱在真正收藏者手裡的百分之五十，和那些郵票販子後來的跟風籌碼，以及意外消耗掉的一部分。
等於他們已經擁有了實際流通盤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這個籌碼比例，就是放在股市裡，都已經足以翻雲覆雨了，就彆說攪動京城這麼個區域性的郵票市場了。
毫無疑問，他們實現了絕對控盤。
尤其寧衛民又非常清楚的知道，與股票相較，郵票炒作還有一個明顯的優勢。
那就是炒郵票主觀性更強，規範性更弱。
很容易就能煽動起人們跟風的情緒，大可以十幾倍，幾十倍的漲，漲到天上也沒人管。
而且做對倒交易，也根本就沒有交易費這一說。
所以，至此完全可以說，該鋪墊的已經鋪墊的差不多。
剩下的就差瞅準了時機，造勢拉高了。
而這樣的好時機，也根本就沒讓寧衛民他們多等。
從工體結束後的三天起，還沒到元宵節呢，鼠年生肖票就因為貨源緊缺，自主性開始迅速攀升。
也就一周左右，“老鼠”單枚的價格從一毛飆升到了一毛二。
與國家發行價比，這就有了將近百分之五十的利潤空間了。
而“老鼠”的四方聯都變成五毛了，整版票的價錢直接高達十二元。
這就是說，寧衛民他們集體浮盈四萬八。
何況寧衛民是不可能不做什麼的，幾千塊錢讓羅廣亮試了試水。
撒在和平門營業部門口的小市場裡，輕而易舉就把老鼠的整版票拉到了十三塊。
合著他們十個人，一禮拜每人就掙了七千二啊。
寧衛民雖然覺著沒什麼，可沙經理他們都樂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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