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間的河南從冬天裡蘇醒了過來，亂紛紛的好像和之前王李相爭時沒什麼兩樣。
能夠安心種田過日子的人是越發的少了，李密雖然敗亡，人頭在北地轉了一圈，卻沒震懾住什麼人，效果和王世充所想相去甚遠。
所以戰亂依舊沒有遠去，隨著春天的到來，很多人從洞裡冒出了頭兒，匪患到處都是，有人甚至在瓦崗山重新打起了劫富濟貧的旗號。
王世充的兵馬經過一段時間的劇烈膨脹之後，明顯後繼乏力了起來，隨之擴張也陷入了停滯的狀態。
以剿匪起家的王世充於是又乾起了他的老本行，四出剿匪，平叛，忙的不亦樂乎。
這種情形其實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一來呢，河洛本就是四戰之地，一旦陷入戰亂，就需要一些支撐點，不然戰亂很難平息的下來，而王世充顯然沒有那樣的眼光，同時也失去了那樣的時機，他和李密糾纏的時間太長了。
二來呢，王世充的信用在之前已經用的差不多了，沒人再去相信他的承諾。
三來，他的部下們大體分作了涇渭分明的三部分，一部分是他從江都帶過來的舊部，一部分是李密降人，另外一部分則是以河洛大閥為首的洛陽臣子們。
這些人都有著深刻的矛盾，幾乎可以用水火不容來形容，更讓王世充痛心外加頭疼的是，他最為依賴的江都舊部在和李密的連續交戰中，傷亡慘重，等到李密敗亡之後，他便不得不拉攏李密降人來壓製洛陽城中那些頑固的世閥子弟們。
這個時候，很多洛陽人將洛陽城稱為匪巢不是沒有道理的，李密手下那些無法無天的家夥們一旦進了洛陽城，頓時將洛陽鬨的烏煙瘴氣，讓人實在不敢恭維。
而這一年開頭兒，匪患自不必提，李密部下大多投了王世充不假，可重又落草為寇也不少。
到了此時，河南的饑荒已經很嚴重了，匪患自然也就愈演愈烈，這是個在戰亂時節很常見的惡性循環，山東人和河北人已經做出了典型的表率，所以不必細說。
更複雜的是一些匪類和李密舊部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於是也就顯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他們流竄來去，時不時就能得到些補給。
實在不成了就就近找個熟人去投靠，得了糧草之後，轉頭就又沒了蹤影，比當初那些亂哄哄的亂匪奸猾多了。
王世充眼見匪患難平，怒極之下頓時動起了刀子，七八個地方守將被召回洛陽，沒容他們分辯，便紛紛人頭落地。
王世充傳頭各處，並嚴詔各部，通匪者斬，而落在他手中的匪首們，也不再去分辨其人才乾，名聲，或者是家世之類，隻剩下一個死字可寫了。
嚴酷的鎮壓其實並沒有使匪患少上多少，河南亂的太久了，到了人命如草的今天，瘋狂程度上差不多隻能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來形容了。
秉性剛烈的人越來越少，但不怕死的人卻越來越多，這種矛盾的特征一旦表現出來，想要彌平匪患，是越發艱難了起來。
更為可怕的是，匪患紛起之外，各處的叛亂也多了起來，這也不奇怪，地方守臣們一見你治平的手段不多，給你來個見異思遷也就在所難免。
而王世充稱帝的副作用也在持續困擾著他，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李密舊部們在悄悄的懷念著舊主，當然了，這種懷念並非具體在李密這個人身上，他們隻是在懷念以前那些無法無天的美好日子。
張須陀的舊部們徹底已經失去了忠誠，裴仁基等人的死，給他們敲響了警鐘，而且，他們也在暗自質疑王世充得位的正統性，在之後有些人陸續西去投唐就是明證。
而對王世充登位最為反感的肯定不是他們，而是居於洛陽的世閥子弟們，他們在接連受到重創，還要忍受著屈辱，和那些在他們眼中卑賤無比，合該千刀萬剮的匪首們並列一處，強顏歡笑的時候，隨之而來的便是對王世充這個得位不正的人的痛恨。
於是，接二連三的叛逃就上演了，王世充的中書舍人竟然在一年當中換了四個，一個是在裴仁基叛亂的時候掉了腦袋，一個叛逃李唐，被王世充捉了回來扒皮拆骨，另外兩個成功上演絕地大逃亡。
一個帶著家眷去投了蕭銑，一個單騎出走，跑去了長安。
這還隻是一個縮影，在王世充稱帝之後，出走的河南世閥子弟根本沒法細數，最為嚴重的時候，王世充不得不嚴令洛陽四城守將嚴查出城人等，又命各處守臣往洛陽送來妻兒子嗣等等。
可這些手段對於人們出逃的遏製作用並不很明顯，拋家棄子者屢見不鮮，反而讓王世充很是狼狽。
死的人越來越多，總這麼殺下去，早晚殺的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不可，例子也很好找，他的老對頭李密就是前車之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