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祖庭之中，十幾雙眼睛盯著筆走龍蛇的周鐵衣。
當看到這篇策論的名字時，大家就忍不住倒吸一口氣。
如果說之前的‘人欲說’是撅了儒家典籍道理上的根，那麼這篇‘官吏一體’就是撅了儒家典籍治理上的根。
儒釋道三家超然於諸子百家之上，而佛家和道家又是出世學說，所以王朝治理的學說，一直以儒家為首，自聖皇至今，儒家科考理所當然地高於其餘學說的考試，一旦考上，那就是一地父母官，城中君。
而法家，農家，醫家等，除了法家有自己特定的司考之外，其餘諸家甚至要等特定的人員短缺，才有恩科，不然也要學儒家的經典，考科考才能夠擔任官位。
所以官是官，吏是吏。
儒家天然就高諸子百家一頭。
諸子百家也天然就認同這點，因為以前儒家是聖人學說，不僅占據道德製高點，同時也是實力製高點。
當然，官吏分流在一個龐大的帝國之中也有自身存在的價值基礎。
皇權不出京城千裡，即使在大夏也是這個道理。
大夏皇帝在天京固然是至高無上的聖人，但也隻是在天京。
帝國南北疆域最遠處足足有一萬六千裡，修行者可以朝血海，暮崇山，但是帝國最多的仍然是普通人，統治的也是普通人，所以需要一個普通人的製度。
所以必須要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地方父母官是中央任命，但地方胥吏就是世家推舉，這也是一種變相的因地製宜。
以山銅府為例，此地盛產墨石，地少礦多，墨家，公輸家的學說道理比農家的學說道理更容易傳播，地方世家也以墨家，公輸家學說傳家居多。
所以在胥吏的任命上，此地的墨家，公輸家就天然多於農家，而朝廷派遣下來的儒家官員，隻需要拉攏地方世家，同時保護住地方少數派學說的胥吏用以製衡，自然能夠維係一個地區的穩定。
所以說地方官本身就是城中君，地方衙門也是一個小朝廷。
官吏分流的第二個道理就在穩定的中央集權認知。
吏做得再好，也隻是吏，永遠都不是官，官從哪裡來，官從天京來，所有科考都是中央選拔，中央即使一時間無法管理到地方，但是三年京查，三年科考，三年任命，那都是中央說了算，既給了地方利益，又不會讓地方染指核心權力。
想要做官，都需要脫離自身地方世家，到彆處任用，能夠依仗的也從自身家世變成了天京皇權。
除此之外，還有文化一統等原因，所以這個看似不公平的製度才能夠存在兩千年。
以前天下人也會認為這個製度一直存在。
因為這就是最好的解決中央和地方權力矛盾的方法。
如果打破官吏一體，讓吏能夠當官。
那麼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地方世家扶持的胥吏會大量成為地方官，從而削弱中央的統治權威，讓地方世家的勢力暴漲，乃至於有割裂天下之勢。
但那是以前，是純粹從政治角度考慮。
天下人沒有考慮過普通百姓能夠一日萬裡，朝血海，暮崇山的時代。
打破地方世家的壟斷，除了可以從政治入手，還可以從經濟和科技入手。
當天下交通連接在一起，普通胥吏能夠在一兩天之內輕易往返相隔幾千裡的兩地辦公，僅僅隻是一個輪值，就能夠極大削弱地方世家對於官吏體係的掌控權。
除了科技之外，經濟也一樣，地方經濟封閉，導致人民不得不依附地方世家，但如果地方世家在擴張之中不得不膨脹到放棄本地封閉的經濟，那麼他們也失去了對本地人民的人身約束。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地方財閥向著利益複合體轉變，到時候自然又是另外一套政治邏輯了。
當然周鐵衣現在不用考慮那麼多，他現在隻需要破釜沉舟，看看是先治理好這個天下，還是先禍亂這個天下。
周鐵衣心無旁騖，筆走龍蛇，不一會兒就洋洋灑灑寫下了近五萬字，而這五萬字還隻是一個提綱，包括選拔，任用，考核。
官吏一體改革，這本來就是一件複雜至極的事情，一點都不亞於貨幣改革，觸碰的利益更多更大，原本周鐵衣準備工業改革初步有成效之後，才會逐步推動製度上的改革。
但是天不遂人願，既然是改革，哪有如同教科書上一樣完美的順序。
寫好提綱之後，周鐵衣停下筆，重新又看了一遍麵前的稿子，思緒也回到了那晚誅神司內自己考校梅俊蒼的時候。
當初梅俊蒼就猜出了克製儒家操控民意的法門，報紙隻是表象，是啟迪民智的手段，但這個時代百姓參與政治真正且唯一的辦法始終是科考。
所以要打破儒家的不敗金身，就要擴大科考取士的範疇。
首先將農部，工部這些因為人員短缺而開設的特科固定成為常科，在錄取時間和人數上逐漸和儒家的科考並駕齊驅，然後再在官僚體係內增設事務考。
就比如周鐵衣主管的中央銀行，增設的事務考就直接和經濟有關，直接刨開四書五經，側重於商業實踐，考得差的不會有懲罰，但考得好的一定能夠升遷。
這樣就能夠在一個部門內形成一套新的官吏升遷邏輯，打破官吏之間的隔閡。
能夠做到上麵這些事情之後，再討論如何改科考的事情。
“開設特科，使其成為常態，讓天下取士，不限於儒道，亦在百家之道，是為上上德。”
趙釜輕聲讀出了其中一句話，這句話不是要堵住天下儒生的嘴，是要打斷他們的脊梁骨了。
他沉吟了片刻，分析其中的利弊，作為藩王，趙家在崇山府內同樣有一套王府體係，隻不過以前青帝一脈都韜光養晦，所以中央朝廷說什麼，趙家就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