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儒家思想認為“禮製至上”，甚至於孔子曾經還包庇了弟子「曾參」。
這件事的起因，是曾參的父親「曾占」。
某日，據說有鄉人的一隻羊跑到曾占的家院前，被曾占捉起來宰殺吃了，而其子曾參沒有舉報。
後來葉公——「葉公好龍」的那位葉公，便就這件事對孔子說道：我們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親偷羊，兒子就出來檢舉揭發。
孔子就回答道：我們那裡正直的人與這種正直有區彆，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在這裡麵。
儒家思想“崇尚禮製”，就到這種地步，也難怪道家會指責儒家“巧偽”，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後來孔子的弟子「子夏」說道：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風格，儒家一向認為，作為有君子人格的人，應當顧全大局，而不必執著於細節。
但孔子時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讚賞的地方，比如對「學」的態度，《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學的目的是什麼？
對於孔子本人而言，他學習的初衷是為了當官，是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時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學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學」，總算是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用！
用在哪裡，即用在治國、用在治人。
說到治國、治人，應當首推道家的治國之道，在治國方麵，從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確地指出了「無為無不為」的治國策略，以勸誡各國的君主。
「無為」，並不是指什麼都不做，而是指順應自然，不要做多餘的事。
比如說，在四五月本應該做農事的時節，君主不要因為與他國開戰而耽誤了國民的農事。
關於這一點，孟子也說過類似的話：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其中的「勿奪其時」，就是告誡君主順應自然——該讓農民種地的時候就讓農民種地，不要做多餘的事。
除此之外，還可以延伸到對待國民的態度，總而言之就是，國民想要去做什麼，就讓他們去做，君主不要“額外”——即除了刑書以外——去約束他們。
而「無不為」，也不是指什麼事都做，同樣也是指去做順應自然、順應天道該做的事。
這方麵體現在哪裡呢？
打個比方，國內發生天災，務農的國民因此顆粒無收，這個時候就應該順應自然，開倉救濟國民，而不是違背天意，繼續向國民征收田稅。
延伸下來，還有想辦法提高國民的道德修養這類的。
君主無為（不做多餘的事）、臣子無不為（多做些順應天道、順應自然的事），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國思想。
而相比較道家的治國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顯得格外的“不親和”。
在這方麵，道家的主張就是自我約束與自我提高，道家認為，隻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麼這個世道就不需要多餘的東西——比如儒家「仁義禮數」的束縛，以及法家刑法的約束。
但遺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這樣的覺悟。
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說，也是它被稱讚的地方：道家思想隻主張自我約束、自我提高，卻並不會像儒家、法家一樣，將自己的意誌強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難在像當代這種「道虧之世」有所作為。
“並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說道。
聽聞此言，莊子帶著驚訝看向蒙仲。
因為蒙仲的這個觀點，與他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