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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署二十四監的宦官們，對於納稅是非常抵觸的，但是皇帝親自下令，必須要遵從。
王國光對這件事是極其驚恐的，這放在封建時代，實在是太過於炸裂，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形容。
王國光滿是惆悵的說道：“用人、理財之大端，王政之首務也。”
在王國光看來，國家不理財，是決計不能行的，沒有理財之法，想做什麼事兒，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大明眼下的風力輿論，是決口不能提理財之事，因為這涉及到了先王之法。
也就是崇古的腐儒們喜歡說的法三代之上的基本政治正確。
論語中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常常將君子和小人對舉互言，君子隻談義小人才談利；
孟子中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隻需要仁義就夠了，不必言利；
本議有雲：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仁義為大端，而利為末端，應該抑製末端而開大端；
曾子也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而王國光則認為，用人和理財才是大端，國家政務之首要。
現在張居正提倡的新政變法，綱領就是富國強兵，這兩種都違背了儒家的基本政治原理，和儒家塑造的理想國背道而馳。
富國就要言利，強兵必然征伐，這和仁義根本沒什麼關係。
儒家塑造的理想國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人人有德，人人敬老，人人愛幼，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
要想實現這個理想國的基本方法就是施仁義，以得天下人心，人人愛人。
比如孟子就提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尊重賢者，任使能者，朝中有才德出眾的人在位，則天下就會野無遺賢，朝無幸位，天下之士人都很開心願意在朝為官；
而市場，就是設立了稅法而不征收，甚至乾脆不設立稅法，這樣天下的商賈不苦於征求之害。都很開心，願意把東西帶到市場上來貿易。
施仁義以得天下人心，是一種遍布儒家經典的思想，是貫穿儒家發展兩千多年的主線索。
比如之前萬尚書不停的念叨的天下國家有九經中的柔遠人。
儒家的態度是：關，譏而不征。
就是說這關隘去處，乃行旅往來密集的地方，如果怕有奸細詐冒，理所當然應該盤詰，這叫做譏；若為了抽取貨物征稅設立，就失了遠人之心。
必定為關市之法，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稅，則天下之行旅，皆悅吾柔遠之政。
所以月港開關，就是一個扭扭捏捏的改革。
在道理上，儒家禮法，完全是說得通的，但是在踐履之實中，總是一塌糊塗。所以製度設計中，萬萬要踐履之實。
不斷有人在挑戰這種禮法的禁錮，但總是一次又一次的以失敗告終，自古變法，善終者幾人？
大明朝經曆了嘉靖中後期的頻繁戰亂，遍布大明國朝大半江山的動蕩，遴選出了一大批的有誌之士在朝，但對於天下而言，他們還是一小撮和少部分。
王國光略顯有些失意的說道：“難。”
“難又如何呢？”張居正卻滿是笑意的說道：“麵對種種的困難，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種悲觀，這不是大司徒所說的嗎？大司徒為何要失望呢？”
“我現在一點都不失望，也不悲觀，陛下，睿哲漸開，大明，蒸蒸日上。”
“你看，陛下帶頭交稅，在大明這個集體的公之下，陛下作為皇帝，為公為天下之大利而納稅，這何嘗不是一種大仁義呢？”
張居正把小皇帝的規劃，從頭到尾給王國光梳理了一遍，從稽稅房到稽稅局，從緹騎單獨稽稅，到稅吏度支、緹騎稽查、宦官監察的多方製衡，從最開始的稅票，到完整的基本征稅製度的設立。
陛下這是在保稅，根本就把權豪當做了敵人，這都是皇帝的大仁與大義。
“元輔教給陛下這種道理，不怕天下悠悠之口？”王國光驚詫至極的聽聞了這一套組合拳的時候，呆滯的看著張居正，張居正天天都教小皇帝些什麼道理？
張居正的表情可謂是一言難儘，他搖頭說道：“我其實想說不是我的教的，但似乎確實是我教的。”
“且行且看，若是有必要，這儒生不做也罷。”張居正思慮了極久，說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話。
從國家之製上而言，天子最大，從禮法而言，儒家禮法最大。
張居正此言，是對儒家先賢的背叛。
“元輔乃是勇士也。”王國光終究是不再多言，他就是個乾活的，這種國家方向的東西，還是讓皇帝陛下和元輔去討論吧！
次日的清晨，朱翊鈞一如既往的出現在了文華殿上，和往日幾乎沒有任何差彆。
“眾愛卿免禮，今日從南衙來了幾個物件，給諸位明公一觀。”朱翊鈞笑著說道：“馮伴伴，把南衙送來的祥瑞，給諸位明公一觀。”
南衙來了祥瑞，是汪道昆等人，專門給小皇帝做的玩具，製作極為精良，幾乎采用了造船廠所有工藝的幾架模型，等比例製作，全部采用柚木打造，刷桐油防腐，掛硬帆，製作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還有各種小人，或坐或立或拉帆。
大明工匠的手藝不能說是出神入化吧，隻能說是巧奪天工。
看到這些手辦，朱翊鈞隻能說《核舟記》誠不欺我，核舟記是用核桃雕刻出一隻船來，而南衙臣工為皇帝打造的玩具，那是拚裝而成。
為了討好皇帝，這是一種賄政，哄皇帝開心了，皇帝才能繼續支持大明的開海事和造船事。
這是鬆江造船廠的無奈之舉，造好了三桅大船，怎麼能讓皇帝看到他們的成績，就成了一個問題，模型，或者說手辦，就成了一個折中的辦法。
“夾板艦和夾板巨艦。”馮保將眾多模型中的三個帆船，放在了廷議的長桌之上。
馮保指著小船說道：“泰西謂曰卡拉維爾帆船，取之橡木之意，就是橡木做的船，意思堅固無比，但是柚木做的船更在其上，長為九丈二尺，寬為兩丈六尺，長寬比為3.5比1，四百料，相比較大明的商舶，泰西船隻更顯修長，我大明商舶，大多數比較寬闊，航行周轉困難，不抗狂風。”
大明寬闊，而泰西船法纖長，這是使用環境造成的，而不是技術原因，在遠洋船舶設計上，大明也有窄船，比如封舟。
馮保繼續說道：“大明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水密艙設計，水密艙的結構是這樣，分為了上下兩層共計七十個多個艙室，一旦有滲水，水密孔自主封閉，保證船隻不會因為滲水沉沒。”
“泰西的翻船為軟帆，而我大明朝的船帆為硬帆，取長補短去蕪存菁，鬆江造船廠在畫策之時，就保留了尾部的三角帆輔佐船舵轉向，而將其餘兩個桅杆改為了硬帆。”
“鬆江海事學堂和造船廠上奏言，軟帆有自己的好處，但是硬帆有自己的好處，他們正在設計一種，軟硬兼備的帆船，將軟帆截成一段段的橫帆。”
橫帆，是一種將軟帆改造為偽硬帆的法子，簡而言之，就是將軟帆截成一個個的風帆，和硬帆的目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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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帆可以逆風而行，而軟帆卻不可以。
隆慶五年，一個名叫查德·蓋爾德福德的傳教士，在他的筆記裡寫道：搭乘的帆船總喜歡在晚上進港停泊，而在無風或逆風的時候，就隻得在海麵上拋錨，隨波起伏，它一般不太用槳，所以不能逆風航行。
而硬帆可以用八麵風，改良船帆可以減少劃船的船員，可以大量增加載重，這是必要的改良。
但是硬帆又不太適合遠洋航行，兩難如何自解？那就是將大軟帆截為小軟帆。
王國光搖頭說道：“四百料，實在是太少了，沒有更大的船嗎？”
料，是造一艘船需要用多少木料，一料大約三百多斤，大抵等於兩個戚繼光，三個半小皇帝的重量。
比如宣德四年規定：自南京至通州，每船100料，收鈔100貫，後減為60貫，被稱之為料稅或者梁頭稅，鈔法不行後，弘治年間廢除鈔關法，自此大明行商不再設稅，隻有坐商收稅。
這也是弗朗西斯科第一次提條件，說要噸稅的緣故，就是大明的梁頭稅，但是月港行的是抽分法，所有到港貨物一體百值抽六，可折銀。
到了隆慶年間，料這個單位，便漸漸的演化為了船木料在水中浮力的承載量，用來計算船隻大小，馮保展示的第一種夾板艦，包括了艦體、機械、全額人員、給養、淡水、和貨物的滿排噸位為234噸。
對於泰西而言，這種船已經足夠大了，但是對於大明而言，這種船又太小了。
永樂年間造的寶船，最大為五千料，而主要船隻為千料左右。
四百料隻是小船，對於大明，尤其是朝廷而言，四百料太小了，嘉靖四十年，由郭汝霖督造的去往琉球的封舟，大約有兩千料，對於朝廷而言，彰顯天威的船隻，四百料小船，有點不夠看。
馮保點頭說道：“有，五桅夾板艦。”
他將第二塊紅綢布拉開，這艘船是夾板艦的改良版繼續介紹道：“這是一種在謀劃中的船隻，汪道昆也不知道這種船能不能行，他一共有五條桅杆，船長為二十丈，寬為四丈，長寬比為5比1，三根主桅的高度為三丈二尺，每一杆掛著六帆，尾部為三角帆，和艏斜杠下的斜杠三帆，共計21帆麵。”
“大約為一千料的大船。”
“如果可以下水，在有信風之下，一日可以走六百裡，從廣州府到呂宋馬尼拉隻需要五天，而從呂宋到天津衛也隻需要半個月的時間。”
設計中的五桅夾板艦，進一步的擴大了長寬比的同時，增加了桅杆，改良了風帆，進一步的提高了航速和載重的同時，也滿足了朝廷需要更大的船來宣揚國威的需求。
建造一代，設計一代，這就是設計中的一代。
朱翊鈞看著嘉靖四十四年的封舟的各項數據，封舟就是朝廷冊封琉球國王的船，和馮保說的船大差不差。
大明的封舟，長十五丈、寬二丈九尺七寸、深一丈四尺，五桅杆四硬帆，長寬比為5.77，一千料（567噸），也就是說鬆江府打算建的船，比朝廷的封舟還要大，速度還要快，而且還有炮位。
這是一種宣揚國威用的戰艦。
大明禮部尚書萬士和，看著麵前的五桅夾板艦，麵色凝重的說道：“這不就是封舟嗎？如果用於戰船或者商舶，是不是有些僭越啊。”
“確實僭越，所以鬆江造船廠郭汝霖，才要上奏請命敕造此物。”馮保也肯定了萬士和的想法，五桅夾板艦，就是在封舟的基礎上改出來的千料大船。
張居正也有些無奈的說道：“形而下踐履之實和形而上的禮法產生了衝突。”
朱翊鈞看著那個五桅夾板艦，看著張居正說道：“郭汝霖在嘉靖四十年用一年時間督造了封舟，出使琉球封琉球國王，怪不得建海事堂時，先生說要遍訪群賢，果然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