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排除李毅安是個資本家之外。南洋與俄國是高度相似的，至少在工業方麵他們是非常相似的。俄國大部分工業都是建立在30年代，要不然便是在戰後按30年代的標準重建。50年代俄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力於這批工廠和礦場。南洋的工業同樣也是如此，雖然是靠著德國的專家工程師們建立了一套現代化的工業體係。但是本質上都是30年代的技術標準。當然，歐美各國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戰後各國為了加快重建速度，也都是選擇戰前成熟的工業架構，進行重複建設。這些過時的工業架構不單效率低，而且耗能大，汙染環境。所以，到了60年代，他們會麵對的問題都是相同的——一邊是供求關係變化，隨著德國工業產能的恢複，各國市場供大於需，市場競爭越發激烈。一邊是落後的工業架構，帶來的高昂的生產成本。原本這些問題還不太明顯，但是最終，一場石油危機，把所有的問題都激化了。於是西方國家迎來了噩夢般的70年代，其實也就是工業轉型陣痛期。他們會麵對的問題，南洋將來同樣也會麵對，也正因如此，李毅安才需要提前進行布局。不過保羅解釋，不僅沒讓左孝翰弄明白，反而讓他更糊塗了，說道。“這有問題嗎根據我們的預計，依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我們對這些產品的需求隻會越來越多，就拿鋼鐵來說，我們的鋼鐵產量至少需要達到2000萬噸，才能滿足基本需求，這也是我們提出2000萬噸的原因。”而在石油危機的刺激下，西方的工廠紛紛倒閉，大批工人失業，社會上一片愁雲慘霧的同時，也意味著自十八世紀末葉發展出來的大型“煙囪工業”，也走到了儘頭。在陣痛過後，更有效率、更節能省料的新工業誕生，知識密集工業應運而生。沒有石油美元注入的西方經濟，用了十幾年才漸漸走出穀底，慢慢開始另一波的經濟景氣。保羅說道。而與此同時，仍然一直沿用30年代“煙囪工業”模式的俄國，在最美好的十年結束之後，好日子也走到了儘頭，最終走向了帝國的崩潰。原本所有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都在石油外彙的湧入下，被化解了。於是乎，俄國進入了所謂最為輝煌的70年代，那個時期的俄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各種擴張，甚至自以為即將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那個的時候他們是得意的。“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也不太明白，但是閣下的解釋，讓我明白其中究竟，有了“一四計劃”的成功先例，那麼我們隻需要在“二四計劃”製定一個規模更大計劃就行了，其實就是產能的堆積與擴張。但是這種產能的擴張總是有儘頭的，當它達到市場的臨界點時，經濟的發展，也就陷入了某種停滯，這種停滯往往就會帶來經濟危機。”就在雙方爭論不已時，石油危機的爆發助推讓世界油價高漲，給作為石油出口國的俄國帶了潑天般的富貴。作為通產部總長，左孝翰自然知道“二四計劃”製定的計劃方案，依據是什麼，是根據經濟發展速度製造的，當然也增加了一些“速度值”，就是加快發展的速度值。嗯，可以理解成為俄國的市場經濟嘗試。改革的成效也非常明顯。激活市場，擴大財政收入，讓俄國經濟恢複活力。當然也遭到國內保守派的攻擊。俄國就是一個教訓。在六十年代的時候，以鋼鐵、機械製造等為核心的舊工業發展達到臨界點，和西方一樣俄國也麵對同樣的問題，畢竟沒有任何國家的經濟會像蘇聯那樣偏重重工業。於是俄國也開了相應的改革，就是“柯西金改革”，按照俄國官方的說法是：改善規劃和加強經濟激勵。就是通過引入市場調節進行經濟改革的嘗試。“沒有問題，但核心問題是，還是“路徑依賴”，”億噸鋼鐵！雖然覺得這個數字太過匪夷所思，但左孝翰仍然說道，“既然如此，那麼計劃實施有什麼問題嗎”現在的美國還沒達到這個程度呢。李毅安在一旁補充道。不過在李毅安看來，這就是未來的發展的必然，畢竟，後來日本的鋼鐵產量也突破了億噸，而且還長期保持著這一產量。按照正常發展速度來說，南洋的鋼鐵產量肯定會達到，甚至超過這一數字。“2000萬噸太少了，從長遠來說，可能是會是億噸！”這也是為什麼，李毅安會直接插手“二四計劃”規劃的原因。左孝翰不解道。“現在……說這些是不是太遠了，像閣下說的，未來僅僅隻是鋼鐵需求就要一億噸，我們現在甚至連十分之一都沒有不是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啊！”李毅安說道。“我們要考慮的是一個長遠的將來，孝翰，就鋼鐵公司來說，東海鋼鐵與東寧鋼鐵，有什麼區彆嗎在技術上”“這……”麵對閣下的詢問，左孝翰稍作思索後，說道。“除了設備主體是國產設備並且從歐美等國引進了部分設備之外，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彆！”“是啊，這就是問題！”李毅安站起身，說道，“從計劃的實施上來說，為了加快速度，保證計劃進步，往往傾向於選擇戰前成熟的工業架構，也就是30年代40年初的工業架構，雖然偶爾有些許技術革新，但整體工業架構是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現在已經了五零年代了，而我們卻用三零年代的工業架構，去進行新一輪的工業建設，這樣的重複建設，現在看不到問題，但是將來呢”麵對閣下的反問，左孝翰說道。“這……可是現在新技術並不成熟，我們總不能因噎廢食吧，現在最重要的難道不是發展嗎”難道現在最重要的不是發展嗎閣下不是一直在說最重要的就是發展嗎“沒錯，是發展，但是要看怎麼樣發展，在好與快之間尋找一個平衡，”李毅安一邊說，一邊打開計劃草案說道。“相比於一四計劃通過工業的直接投資的建設，“二四計劃”的核心，是產業政策性指導發展。”“產業政策性指導發展”“對，就是通過官方資助的方式，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性的技術研究，並將新技術應用於產業擴張上，而不是在舊工業架構內進行重複建設，這或許會犧牲一些經濟發展速度，但是從長遠來說，是有益於經濟發展的，當然，我們還需要製定一係列的產業政策來推動產業發展。”製造產業政策引導推動經濟發展，在另一個世界有成功的經驗，日本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喜歡搞產業政策的國家。50年代初，日本就提出了設備現代化和發展出口的目標，專門成立了“重型機械設備技術諮詢機構”，用來指導成套設備的出口。在隨後的十年間，日本先後出台了‘機械工業振興法’、‘電子工業振興法’、‘輕型機械出口振興法’、‘成套設備出口振興臨時措施法’。每個年代都會提出0年之內產業發展思路，到了八十年代，明確提出，日本的追趕型現代化已經完成，要以技術立國取代貿易立國，要以創造性知識密集化作為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其實，同樣也是麵對“煙囪工業”模式走到儘頭做出的決定。70年代小日子的日子也不好過，一樣的接連多年的經濟負增長。有了這些前車之鑒，李毅安當然知道應該追趕什麼。“我們並不僅僅隻是實施追趕型現代化國家發展戰略，同樣也要在追趕中，抓住技術變革這一彎道超過的機會，利用搶先優勢，緊抓科技發展，實現科技上的創新突新，並以此來帶動南洋的經濟發展。”其實，現在彆說是俄國，就是歐美各國同樣也存在著嚴重的“路徑依賴”，他們仍然沿著“煙囪工業”的方向前進著，全力發展鋼鐵、機械、金屬等傳統重工業部門，而對於微電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術等現代高科技反應不敏感。所以大家都在6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陷入了“陣痛”。舊工業不消失，新工業便無從興起。西方能夠從陣痛中走出來，完全是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性表現，也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的毀滅”。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有大量石油美元注入的俄國卻沉浸於買買模式中，從而錯失了發展良機，最後與美國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遠。因為了解這段曆史，所以，李毅安才會提出緊抓科技發展，不是為了避免陣痛，而是為了……利用搶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從五零到七零，這可是二十年的發展機遇期。緊跟在歐美屁股後麵看著尾燈追趕……有直接超車爽嗎........0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