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國之後，中國曆史進入南北朝時期（公元420年至589年），是南朝（公元420年至589年）和北朝（公元439年至386年）的統稱，指中國曆史上從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南朝宋建立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全國形成的南北對峙局麵。
南朝承自東晉，從420年劉裕代晉算起，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四朝，均以建康（今江蘇南京）為都。
北朝承自十六國，首個政權北魏於439年統一北方，推行改革，國勢強盛，但於六鎮之亂後衰落，在534年分裂為東魏、西魏。後來北齊代東魏，北周代西魏。577年，北周滅北齊。581年，隋代北周，北朝結束。589年，隋文帝發兵滅陳朝，統一全國，結束了西晉末年以後延續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麵。
南北朝前期仍是世族政治，社會階層分為世族、編戶齊民、依附戶及奴婢。南方四朝社會相對穩定，江南開發規模空前，使南方經濟得到長足發展。對外交流也很興旺，東到日本和朝鮮半島，西到西域、中亞、西亞，南到東南亞與南亞。
南北朝時期，社會出現民族大融合的趨勢，如北魏孝文帝改革，進一步加速少數民族漢化的步伐。在胡漢交融、南北會通中，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以重生，為此後隋唐時期的繁榮強盛奠定基礎。
在三百多年的時間裡，北方遊牧民族完成了對中華文化特彆是漢文化的學習，在漢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胡漢文化融合的新文化，胡漢融合的新中原人基本形成，並融入中國化農耕社會及生活方式。同時，中國境內外的遊牧民族得以通過係統地學習和全麵掌握中華文化的精神和內容，為中亞、中東、歐洲的文化和文明社會的形成奠定基礎。
建立北朝第一個朝代——北魏政權的拓跋跬，是鮮卑族拓跋部落的首領，該部落原來生活在今山西雁門關北部地區草原地區。拓跋氏族曾經在他們的居住地建立過國家即代國，但是建國不久，該國就被前秦皇帝苻堅的氐族軍隊所滅。苻堅淝水之戰慘敗，前秦國家瓦解後，拓跋跬才帶領本族軍隊和人民殺入山西，度過黃河進駐中原，建立魏國，定都洛陽。
鮮卑人心裡很清楚，氐族人並不比自己高明，氐族首領苻堅之所以能夠平定中國北方各族，統一中國北方，並能夠平穩而良好地統治該地區，是因為氐人很早就與秦朝和漢朝合作，已經融入的中華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掌握漢文化的精神和內容，掌握了國家的典章製度和治理之道。鮮卑人要站中原立足發展，他們必須向氐族學習，在北魏朝廷的大力倡導和強製推廣漢文化和習俗，讓入駐中原的鮮卑人開始采用漢人生活方式，在飲食、著裝、居住和工作等方麵按照漢人的方式，學習漢語、寫漢字、學習漢文化，同時向漢人學習農業、手工、紡織、製陶、冶金、醫藥等生產和生活技術，向漢族士大夫學習思想、宗教、天文、地理、曆法、國家法律、國家機構編製、國家立法及司法、國家要務及治理等高深學問和知識。
但是習慣於遊牧民族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生活方式的普通鮮卑人，肯定非常反感北魏朝廷的這種社會改革和文化改革，因此改革推出不久，北魏就陷入動亂之中，但是鮮卑族統治精英們知道這個改革陣痛是他們必須經曆和克服，因為不這樣做，他們遲早被其他民族趕出中原，返回草原去過他們那種自由自在，但天災人禍不斷、朝不保夕的遊牧生活，他們必須繼續推進漢化改革。
在鮮卑人三百多年的努力下，發展到北周時期，居住在中國北方地區鮮卑等民族已經徹底漢化，鮮卑族統治精英們熟練掌握漢文化的生活及生產技術，掌握了國家的治理之道。北周宰相，隋朝的創建者楊堅，在南朝梁朝皇帝蕭衍創立的“三省六部”原形的基礎，將蕭衍的三省六部製的國家管理機構體係，進行了功能優化和職能規範，由此形成了以後中國曆朝曆代的基本國家組織製度，為現代國家的形成和治理奠定了基礎。
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時代是世界曆史上，中國文化第一次係統而大規模地向中亞、中東和歐洲傳播的時代。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在秦朝之前，中國沒有建立大一統，中國各地戰亂頻繁，文明與野蠻混雜，中國之外的人民看不出中國和中國人跟他們有什麼不同，他們看到中國人跟他們一樣，也是吃吃喝喝、打打殺殺，遇到高興時，也會殺幾個俘虜，搞一餐豐盛的人肉宴席！秦朝建立後，中國周邊地區特彆是中國西北和北方地區的人民，看到一個讓他們心動和敬仰的中國，因此學習中國話，學習和追求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學習中國的文化和技術才成為他們生命中的必需（就像清朝末年中國人崇拜和學習洋人一樣）。
在秦朝、漢朝、晉朝時代，國家的文化和技術完全掌控在國家統治階級的手裡，隻有王族、貴族和士族才能學習文化和技術，普通老百姓不能寫字，不能學習國家典籍、文獻和著作，也不能學習和研究技術，否則以竊國謀反問斬。因此，一般外國人在中國隻能學到當時中國人的普通生活方式，他們要學到社會上層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更不用說中國的文化和技術了。
隻有在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時代，由於社會動亂，朝廷崩潰，國家朝廷的天文台、圖書館、文獻館、檔案館和工藝館等才會被迫開放，被隨意閱讀和拿走！掌握這些文化和技術的中國本土的思想家、學者、科學家、工程師、技師和工匠才會逃離國家，投靠境外勢力。
如果中國的書籍和專業人才沒有進入中亞、中東和歐洲，那些地區到今天仍然是一遍黑暗！為什麼這樣講？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在這裡我們打一個比方，現在有人要給非洲一個與世隔絕的非洲土著人傳播中國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技術。他要怎麼做？可想而知，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要完成這項工作，第一，他必須教他們漢語，漢語是學習中國文化方式、文化和技術的重要工具，但是學習一門語言非常困難，這個世界有很多人並不會說話，他們隻會叫喊或者哭鬨，如果他們不能很快學會漢語，這項工作就此結束；第二，向他們鼓吹和灌輸中國的生活方式比他們那種摘野果吃、追殺動物、住窩棚的生活方式要美好得多，當時如果他們不相信你的鼓吹，文化輸出工作又要結束了！第三，他們都是學會漢語，接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後，非洲兄弟要開始學習中國的文化和技術了，但是如果他們不掌握中國思想、文化和技術的基礎知識和基本工藝，他們如何掌握這些複雜而高深精神糧食，因此思想家、學者、科學家、工程師、技師和工匠必須登場，建立大量的學堂和研究所開始教育他們，通過老師與學習手把手的耐心教育方式，使他們一步一步、循次漸進地成長起來。隻有順利走完這三步，中國文化才能勉強傳播給這些非洲土著！
我們可以想象，在遠古時代文化傳播是極其艱難的工作，誰也不會無緣無故去做這樣的事情，隻有巨大利益誘惑，以及生死攸關的原因，才會導致文化和技術傳播。
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時代，由於外族人已經看到了秦朝、漢朝及晉朝時期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繁榮，人民的富裕和體麵生活，因此外族有學習中國和中國人學習覺悟和動力，而國家動蕩，朝廷崩潰，國家典籍和文獻等散落民間，思想家、學者、科學家、工程師、技師和工匠等國家人才流離失所，渴望尋找新主人接納，給他們工作機會及生活保證。如此才使捷足先登的氐族、匈奴族、鮮卑族等民族精英和勢力，趁著社會混亂，收羅中國的文化典籍、文獻和書籍，以及思想家、學者、科學家、工程師、技師和工匠等國家人才等逃亡今新疆、西亞、中東和歐洲等西方，發展他們的民族事業和國家，而中國的語言、文字、典籍、文化和技術就這樣進入西方世界。
普通曆史知識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由於受到中國王朝的打擊，因此匈奴、氐族、丁零等民族的西遷是被迫的，他們遷徙就是一群被漢軍打得落荒而逃、狼狽不堪的北方遊牧民族和難民逃去西方避難。其實，這些民族的西遷，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民族遷徙。
秦國和秦朝與這些民族和平共處了600多年，秦人與他們戰爭都是邊境小規模衝突；在漢朝進400年的曆史中，漢人與他們戰爭雖然被描寫得比較猛烈，但是漢朝並沒有消滅他們的能力和決心，這些民族根本仍然非常牢固強大。因此，這些民族西遷後，他們仍然將民族的大本營和根據地留在中國西北和北方周邊，並通過他們設立在中國周邊的大本營和根據地不斷從中國母體上吸收經濟、文化和技術等方麵養分。
因為，西方世界本土文化和宗教才開始萌發，西方世界開始擺脫原始部落社會，逐步走向城邦和國家社會。
當然，世界的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在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時代由於歐亞大陸整體處於動蕩之中，各地人民生活困苦艱難，為了尋求精神安慰，佛教在西域、東南亞和中國地區興起。北傳佛教即大乘佛教（一種改良過的西域佛教，宣揚普度眾生），從西域進入中國北方地區，得到民眾廣泛信仰，這個階段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等大型佛像群石窟開始興建。南川佛教（為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講究自修自渡，頓悟成佛）從東南亞經過廣州、泉州等口岸傳入中國南方，梁武帝蕭衍修行佛道就是南川佛教，南傳佛教也稱浮屠教、波羅浮屠教，波羅、浮屠都是對佛的稱呼。現在潮汕地區人民仍然稱呼佛為“波羅”；廣東惠州市博羅縣有中國著名的佛寺——禮佛禪寺，禪宗是南傳佛教的重要流派，禪宗是南朝梁武帝時期，由從東南亞來中國的達摩祖師親自傳授，而流行於中國。
總之，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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