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點熄燈的時候，保安會最後巡邏一遍樓層，他會輕輕地敲開門，把門推開一個縫之後把他的大腦袋伸進來，眯起本來就不大的眼睛，用哄小孩的語氣和席勒說關燈了，睡覺了。
這些人每天都來，定時定點，逐漸變成了席勒生活規律的一部分，但他從來沒和這些人產生過任何聯係，他們單方麵地看他並說話，席勒從來不做回應。
但席勒遠超常人的記憶力還是讓他記住了這些人的動作表情和話語，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不理解他們是在乾什麼，但隨著他精神情況的好轉以及對於生活常識的學習，他大概能理解是這些人維持著這個機構的正常運轉。
但席勒其實也不知道什麼叫正常，他的病房一直都很乾淨，走廊從來也沒有灰塵，垃圾桶裡的垃圾不會過夜，也從來沒遇到過任何危險。
而在他長大以後，他也曾和這類人有過許多次交集，大學裡麵打掃衛生的清潔工、開垃圾車的工作人員、隨處可見的停車場保安。
很多時候他們會和席勒寒暄幾句，大多是誇獎他學業有成，羨慕他天賦異稟，恭維他未來一定大有成就，就好像席勒現在所選擇的是多麼困難、取得成功有多麼不容易的一條路。
就好像他們自己完全沒能力選擇這條路，所以才選擇了現在這樣的生活，當清潔工、垃圾處理員和保安。
直到席勒成年自立以後才發現事情好像不是這樣的，對他來說當清潔工收拾衛生，當垃圾處理員處理垃圾，甚至是當保安巡邏，都比搞學術要困難太多。
扮演一個龐大機構當中最底層的小小螺絲釘實際上非常困難，正因為層級過低，體量過小，沒有任何權力，說什麼也沒人聽、沒人信，工作就格外困難。
哪怕席勒隻是個大學生，當他成績優異，能給導師帶來好處，他的上司也會認真地考慮他的提議，就算他不考慮，席勒也有辦法讓他考慮。
但席勒遇到過好幾次某個廁所門壞了，某個水龍頭不出水了，清潔工也都在抱怨，但就是沒人去改。
如果有人問，這些小小螺絲釘也隻能說“我就是個掃地的，上麵不給弄，我也沒辦法”。
“沒辦法”這個詞對於那時的席勒來說像恐怖片，他的人生當中從未有過沒辦法的時候，哪怕暫時沒有能力，也至少有個計劃，遲早能達成。
事實也是，他對任何事都有辦法，彆說是修個廁所門和水龍頭，因為某些特殊原因沒空去考試，或是考不過，並且留給他進行處理的時間隻剩一天了，他也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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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納托利醫生對此抱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席勒必須得嘗試接受自己“沒辦法”，因為隻有他承認了這一點，才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人和人是如何產生聯係的。
再後來，席勒逐漸弄懂了這些總是沒辦法的普通人到底是怎麼在這個社會中活下去的。
某個廁所門壞了，他們會去辦公室找老師借張紙，寫個告示條，或是乾脆叫人幫忙抬著壞了的門堵在隔間的門口，把那裡改成工具間。
水龍頭壞了沒辦法洗拖布，他們就輪流去樓下其他衛生間打水，變成一個人拖地，一個人換水的分工合作模式。
他們就是這麼活下去的，聽起來非常簡單，但對席勒來說卻異常困難。
如果是他，他會選擇打昏上司並丟到門壞了的隔間裡，讓上司切身體會廁所門壞了會有什麼嚴重後果。
拋開法律和道德問題不談，這方法其實比普通人的方法要麻煩許多，首先要確定目標人物，找準下手時機，避開監控攝像，製造不在場證明。
聽著不作為的上司在廁所隔間裡怒罵確實很有趣，但這份趣味也確實彌補不了所耗的精力和時間，更像是席勒平白無故損失了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之後給自己的找補，類似於“起碼還有樂子可看”。
而其本質在於，席勒沒辦法就這麼走到最近的一間辦公室裡敲敲門，伸手拿桌子上的紙並對坐在那裡的辦公老師說一句“借張紙哈”。
睡醒之後坐在床邊的席勒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頭發，然後在床邊坐了很久，直到夕陽西斜，有些刺眼的金色光芒透過輕輕浮動的窗紗溶解在室內沉默的空氣中。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席勒想，如果他現在推開房門走出去，再走下幾級樓梯，就會看到一堆他根本無從收拾的麻煩，如果他選擇再打開前門和後門，那麻煩就加倍了。
而這些麻煩會帶來更多的麻煩，就像一塊一塊倒下去的多米諾骨牌，如果他不能立刻把房子收拾好，今天晚上的喬遷宴就無法舉辦。
如果不能如期舉辦宴會，那他就要重新寫請柬，告訴所有人宴會的時間變更並向他們道歉。
而想把這些信順利的送出去，就需要郵差，但是現在的郵差差不多應該已經變成化肥了。
郵局一直缺人，新補上的員工也很難一次性送這麼多信，如果在宴會舉行之前沒把所有信送到，有人以為派對如期舉行，帶著食物和酒水過來，席勒就不得不在門前拒絕他們，並向他們道歉。
然後他再一次寄請柬的時候，就有可能會遭到這些人的拒絕，因為他沒能妥善地處理好這一切，讓對方白跑一趟，滿懷失望。
席勒緩緩躺下，斜靠在枕頭上，伸手去床頭櫃裡摸雪茄，可是摸出來的雪茄沒有剪好，而雪茄剪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席勒隻好把盒子放回去，起身給自己倒了杯水，他剛倒完水，就聽到門口傳來了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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