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老爺一心讀聖賢書，必定是不屑於理財的。
賦稅征派這些工作，自然需要精通財務的胥吏來完成。
又譬如公文來往，不同用途的公文格式繁複不一，也需要專門的胥吏處理。
利用公職敲詐勒索魚肉百姓的事情，那隻能是胥吏乾的，與知縣這樣的“青天大老爺”是沒有關係的。
朱棡現在總算明白，堂堂戶部侍郎為什麼會一問三不知了。
原來真正的問題根源，就出現在朱元璋本人身上。
自家老爹把大明官員當牛馬，那些官員就把自己手下的胥吏當牛馬。
本著“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原則，胥吏便將一腔怒火全都發泄在了底層百姓身上。
朱棡嘗試把這個道理講給朱元璋，然而最終的效果卻差強人意。
尤其是在說到“國權不下縣”的問題，兩人之間更是爆發了嚴重的分歧。
朱元璋手扶著額頭說道：“其實朝廷的事務比較簡單，主要是稅收、法治、賑災、公共工程。
其中的公共工程，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或大型水利設施的修建。
我大明是個多山地的國家，公共工程幾乎隻涉及到平原地區。
畢竟賑災也不是年年都有的事情，農業生產主要依靠的是，一家一戶的獨立核算與經營模式。
另外官府怎麼去一個山村收稅、執法，這個問題你有沒有考慮過？
要走幾十、甚至幾百裡的山路，一次性地把稅給收上來還好說。
否則來來往往的，成本將是國庫無法承受的。
因此稅收和治安，大明就隻能交給鄉紳和裡老。
當然平原地區尤其是城鎮，官府還是要做到無孔不入的。”
朱棡意味深長的提醒道：“父皇，如今朝廷的事務，可不止稅收、法治、賑災和水利工程。
還有兒臣之前提出的，計劃生育、交通管理、文化教育，以及市場監管與社會保障服務。
這些政策總不能隻在平原和城鎮地區實施，交通不便的鄉村地區，咱們也不能不管不顧啊？”
誰知朱元璋卻一臉無奈的說道：“以當今大明的國力能夠給官員提供的俸祿，最多隻有三、四十畝地的收成。
因此咱一直主張讓百官量入為出，奉行‘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
如果按照你說的去做，那就隻能把新增加的業績和獎金暫時取消。
否則朝廷根本就沒有錢，去養活多出來的那些胥吏！”
根據《明會典》的規定：在京各衙門吏胥的月俸，多者每月米二石五鬥。
少者每月隻有六鬥，也就是75斤米。
在外各衙門吏典的月俸為一石，這樣的標準僅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溫飽。
在調查“宜興案”的過程中，朱棡發現主犯潘富的黨羽基本上都是縣吏。
在這場“全民助力大逃亡行動”中，牽扯出來的同夥，目前就已經有兩百餘戶了。
如果不是朱棡事先將2500名神機營士兵留下，協助錦衣衛和隱龍衛辦案。
僅憑地方上的那些捕快，恐怕現在主犯潘富還依然逍遙法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