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耿昌站了出來，他的聲音在喧鬨的會場中如同驚雷般炸響，“我們當然能證明！”
他大步流星地走到那座古老的鐘表前，目光炯炯，仿佛要穿透鐘表背後的曆史迷霧。他抬起手，堅定地指向鐘表，語氣中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諸位請看，這件鐘表，采用的工藝是琺琅。”
他頓了頓，環視四周，確保每個人都集中了注意力，才繼續說道，“但這種琺琅彩，與歐洲以及我國清代其他地區的琺琅彩截然不同。”他用手指輕輕敲擊鐘表表麵，“這是我國清代時期典型的廣琺琅，色彩鮮豔，工藝精湛。”
耿昌的語氣更加肯定，“因此，我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這是一件貨真價實的華夏清代乾隆年間的廣鐘！”
廣琺琅，是羊城巧匠們的心血結晶，他們在西洋透明琺琅的基礎上，融入了我們華夏獨特的文化元素，使其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想象一下，那些工匠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將西洋技法與華夏審美結合，又是如何在一次次嘗試中，最終創造出這獨一無二的藝術瑰寶。
這色彩鮮豔透明的琺琅，如同寶石般閃爍著迷人的光芒，紅似火，黃似金，綠似翠，藍似海，各種顏色交相輝映，美不勝收。其中最具特色的，莫過於那法藍時辰表，它是廣鐘的靈魂，是時間與藝術的完美結合。
這件清乾隆禦製銅鎏金嵌寶石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工藝之精湛，令人歎為觀止。工匠們巧妙地運用了琺琅工藝，使其色彩豔麗，細節之處更是精細入微。
那鐘上部葫蘆腹部轉花的底襯板，如同花朵般綻放，那葫蘆中間的綬帶，飄逸靈動，那鐘盤，更是精雕細琢，每一個數字、每一個刻度都清晰可見。這透明的琺琅，仿佛一層薄紗，將鐘表的機械之美與藝術之美完美融合。
這座融合了中西風格的自鳴鐘，是十八世紀廣鐘的代表之作。羊城，作為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前沿，是我們華夏最早接觸鐘表的地方之一，也是當時我國鐘表製作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乾隆年間，由於宮廷對西洋鐘表的熱愛，羊城成為了重要的對外貿易窗口，大量的西洋鐘表儀器從這裡源源不斷地輸入，經過粵海關，最終進入皇宮內廷。
這些西洋鐘表，不僅滿足了宮廷的需求，也激發了羊城工匠們的創作熱情。他們開始學習和借鑒西洋鐘表的製作技藝，並將其與華夏傳統工藝相結合，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廣鐘製作體係。到乾隆時期，羊城的鐘表製造業已經發展壯大，成為了我國生產自鳴鐘的重要基地。在清代，廣鐘一直是廣東地方官員向皇帝進貢的珍貴物品之一，代表著當時最高的製鐘工藝和文化交流的成果。
“根據我國史料記載，康熙五十九年，廣東巡撫楊琳的奏折稱：奴才訪得廣城能燒法藍人一名潘浮，原籍福建，住家羊城，試驗所製物件頗好……奴才隨與安頓家口,並帶徒弟黃瑞興、阮嘉傲二人，隨李乘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浮燒成法藍時辰表一個，鼻煙壺二個，鈾子八十領，合先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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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老這學識，嘖嘖，真是令人歎服啊！”一位旁觀者低聲讚歎，語氣中充滿了敬佩。
“可不是嘛，”另一人附和道，“一開口就引經據典，史料信手拈來，聽得我一愣一愣的。”
耿昌聽到這些議論，嘴角微微上揚，心中頗為得意。他清了清嗓子，繼續說道：“這位潘淳，原籍福建，卻在羊城落地生根，成為了早期廣鐘的代表人物。”
“說到廣鐘的代表作，就不得不提一件珍藏在粵省博物館的寶貝——銅胎鎏金透明琺琅花籃座鐘。”耿昌的語氣中充滿了自豪。
我國現存的銅胎鎏金透明琺琅花籃座鐘，完美體現了廣鐘的典型式樣和風格。這件珍品現藏於我國粵省博物館，靜靜地訴說著曆史的輝煌。
現收藏於廣東省博物館的銅胎鎏金透明琺琅花籃座鐘
鐘表整體以金、藍兩色為主色調，交相輝映，富麗堂皇。表盤采用羅馬數字，清晰易讀，四周環繞著寶藍色的透明琺琅，如同深邃的夜空點綴著點點星辰。
上方則雕刻著象征吉祥的傳統雙鹿圖案，栩栩如生，寓意美好。座鐘頂部的圍欄，精雕細琢，宛如守護神般環繞著鐘體。角亭的設計，更是獨具匠心，展現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藝。
底足裝飾則采用了通雕的歐洲建築樣式，金碧輝煌，彰顯著中西合璧的藝術魅力。鐘身上，金色的光澤與藍色的琺琅交相輝映，營造出一種高貴典雅的氛圍。
雙鹿圖案線條流暢，栩栩如生，仿佛隨時都會躍出鐘麵。羅馬數字清晰可見，記錄著時間的流逝。歐洲建築樣式的底座，穩固而華麗，支撐著整個鐘表。
這件銅胎鎏金透明琺琅花籃座鐘，不僅是一件精美的計時工具，更是一件融合了中西文化的藝術珍品。我國專家鑒定後認為，鐘表上藍色基底的琺琅工藝被稱為廣琺琅，這足以證明它是一件地道的廣鐘。
此外，法藍時辰表也是廣鐘的一大特色。我們眼前的這座大吉葫蘆鐘，在製作上也大量使用了廣琺琅工藝，色彩豔麗，製作精細。鐘上部葫蘆腹部轉花的底襯板、葫蘆中間的綬帶以及鐘盤都采用了透明琺琅工藝，進一步印證了它是一件我國製造的廣鐘表。
說完這些之後，耿昌指著眼前的鐘表，“而我們眼前這座大吉葫蘆鐘，就使用了廣琺琅工藝，色彩豔麗，製作精細。特彆是葫蘆腹部轉花的底襯板、葫蘆中間的綬帶，以及鐘盤，都使用了透明琺琅工藝，這無疑是一件典型的廣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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