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事認真·外嚴內寬
先父對事認真,雖是至親好友,如其言行有所差池,必立與糾正.因而曾有人誤以為他賦性冷酷,對人太嚴,實則他是一個頗為寬厚的人.他所堅持的,隻是原則.對於黨內的同誌,越是曆史長久或青年有為,他越是寄予特彆的期望,所以督促也不免較嚴.在另一方麵,先父雖然常常堅持已見,可是,他從不走極端,而且是很能中和的.隻要於國於黨有利,他對於不同的意見,還是能降心相從的.我在此單一例以說明之.
先父在南京任立法院長時,浙江籍的王養衝先生因任中敏先生的介紹,被派在秘書室工作.二十年底,先父由南京到上海,稍後又到香港,王先生均同行,任秘書職.他當時的年齡還不到三十歲,黨曆和經驗都很淺,在黨內黨外,可說是籍籍無名,論關係,他和先父毫無淵源.但他年少氣盛,如對某事有意見,常和先父麵紅耳赤的爭辯不休.我和在先父左右的其他同誌都覺得他不守分際.他寫的字更是十分潦草,很難辨認.可是先父則全不介意,常接納其意見;且認為王先生忠黨愛國,有誌氣,有見解,甚勤學,是一位很有希望的同誌.由此可見先父對人備極寬容,而且能從善如流.祗以有些人緣於舊的觀念或彆有居心,不能像王先生那樣和先父當麵爭辯,反而在背後批評先父太過自傲和固執.於是,以訛傳訛,不明真相者也就不免信以為真了.
有黨無派·獨邀信任
在總理的晚年,有人曾謂先父為“元老派”的領袖,實則他是有黨無派的.先父對於黨內具有悠久曆史的許多先進同誌備極維護,他們對他也很崇敬,固然是事實.但他從沒有形成所謂元老派的意圖.相反的,由於他對事十分認真,往往於不知不覺中開罪了若乾先進同誌;有時甚且激起他們的反感.據我所知,就是初期和總理在香港發起革命,被稱為“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先生,和曾傾其在檀香山的資產以助革命的孫德彰先生,亦對先父有所不諒.他們覺得先父獨得總理的信任,對黨內的老同誌有時未免太不客氣;先父則認為凡在黨內有悠久曆史的同誌,更須嚴以律己,不應稍存假藉之念.因此,先父在形式上雖然受到很多老同誌的推祟,但其內心,則是很孤寂的.
還有一事,我也想在此順便一提.孫科先生被任命為廣州市長後,有一部分同誌跟著他在市政府工作,好事者遂名之曰“太子派”,且有“元老派與太子派不合”之說.當時曾謠傳,孫先生在市政府如何如何?總理也有所聞.一日,總理麵詢先父:“聽說阿科如何不對,你有所聞否?”先父答:“我看絕無此事”.總理才得釋然.由此可知所謂“元老派與太子派不合”之說,更是捕風捉影之談.
先母早年·參加起義
在家庭裡麵,先父的內心也不是十分愉快的.他幼時曾從先伯父自修,全家生活多靠先伯父支持,我在上文曾經說過.迄後,他參加革命,未治家產,先母和我仍依先伯父為生.再加上先伯父雖然一向從事商業,未在政黨方麵任職;但對革命仍讚助不遺餘力.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後,總理、鄒魯等先生在香港設立機關,籌劃討伐陳逆事宜,先伯父曾代籌軍費七萬餘元.因此種種,先父對先伯父不但懷有一份感激不儘之情,而且備極尊敬.民國十三年,先父重回廣州,就任大本營總參議後,仍住在先伯家。於當時廣東的很多捐稅都是招商代辦,若乾經營商業的同誌也參加承包.先伯父亦承包屠宰等項捐稅.先父的內心不願意先伯父經營與政府有關的商業;但捐稅製度既係如此,其他同誌均可向政府承包,先伯父依照政府的規定而取得承包權,先父自不便有異言.因而隻得在心裡麵苦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