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事認真·外嚴內寬
先父對事認真，雖是至親好友，如其言行有所差池，必立與糾正．因而曾有人誤以為他賦性冷酷，對人太嚴，實則他是一個頗為寬厚的人．他所堅持的，隻是原則．對於黨內的同誌，越是曆史長久或青年有為，他越是寄予特彆的期望，所以督促也不免較嚴．在另一方麵，先父雖然常常堅持已見，可是，他從不走極端，而且是很能中和的．隻要於國於黨有利，他對於不同的意見，還是能降心相從的．我在此單一例以說明之．
先父在南京任立法院長時，浙江籍的王養衝先生因任中敏先生的介紹，被派在秘書室工作．二十年底，先父由南京到上海，稍後又到香港，王先生均同行，任秘書職．他當時的年齡還不到三十歲，黨曆和經驗都很淺，在黨內黨外，可說是籍籍無名，論關係，他和先父毫無淵源．但他年少氣盛，如對某事有意見，常和先父麵紅耳赤的爭辯不休．我和在先父左右的其他同誌都覺得他不守分際．他寫的字更是十分潦草，很難辨認．可是先父則全不介意，常接納其意見；且認為王先生忠黨愛國，有誌氣，有見解，甚勤學，是一位很有希望的同誌．由此可見先父對人備極寬容，而且能從善如流．祗以有些人緣於舊的觀念或彆有居心，不能像王先生那樣和先父當麵爭辯，反而在背後批評先父太過自傲和固執．於是，以訛傳訛，不明真相者也就不免信以為真了．
有黨無派·獨邀信任
在總理的晚年，有人曾謂先父為“元老派”的領袖，實則他是有黨無派的．先父對於黨內具有悠久曆史的許多先進同誌備極維護，他們對他也很崇敬，固然是事實．但他從沒有形成所謂元老派的意圖．相反的，由於他對事十分認真，往往於不知不覺中開罪了若乾先進同誌；有時甚且激起他們的反感．據我所知，就是初期和總理在香港發起革命，被稱為“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先生，和曾傾其在檀香山的資產以助革命的孫德彰先生，亦對先父有所不諒．他們覺得先父獨得總理的信任，對黨內的老同誌有時未免太不客氣；先父則認為凡在黨內有悠久曆史的同誌，更須嚴以律己，不應稍存假藉之念．因此，先父在形式上雖然受到很多老同誌的推祟，但其內心，則是很孤寂的．
還有一事，我也想在此順便一提．孫科先生被任命為廣州市長後，有一部分同誌跟著他在市政府工作，好事者遂名之曰“太子派”，且有“元老派與太子派不合”之說．當時曾謠傳，孫先生在市政府如何如何?總理也有所聞．一日，總理麵詢先父：“聽說阿科如何不對，你有所聞否?”先父答：“我看絕無此事”．總理才得釋然．由此可知所謂“元老派與太子派不合”之說，更是捕風捉影之談．
先母早年·參加起義
在家庭裡麵，先父的內心也不是十分愉快的．他幼時曾從先伯父自修，全家生活多靠先伯父支持，我在上文曾經說過．迄後，他參加革命，未治家產，先母和我仍依先伯父為生．再加上先伯父雖然一向從事商業，未在政黨方麵任職；但對革命仍讚助不遺餘力．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後，總理、鄒魯等先生在香港設立機關，籌劃討伐陳逆事宜，先伯父曾代籌軍費七萬餘元．因此種種，先父對先伯父不但懷有一份感激不儘之情，而且備極尊敬．民國十三年，先父重回廣州，就任大本營總參議後，仍住在先伯家。於當時廣東的很多捐稅都是招商代辦，若乾經營商業的同誌也參加承包．先伯父亦承包屠宰等項捐稅．先父的內心不願意先伯父經營與政府有關的商業；但捐稅製度既係如此，其他同誌均可向政府承包，先伯父依照政府的規定而取得承包權，先父自不便有異言．因而隻得在心裡麵苦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