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通常說軍事勳貴也好，武將集團也罷，在大明開國早期其實都是一回事，隻不過一個側重於表現這個集團的頂層，一個則表示得更加全麵。總之，其實就是指隨著朱元璋崛起一直到定鼎天下期間成長起來的軍官集團。隻是隨著時間推移，後來一般稱之為勳貴集團。
明朝前期能收到稅，除了存在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承擔稅收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長期存在一個不僅自己能合法免稅，還能強迫官紳等富人階層多納稅的世襲特權階層——勳貴集團。
後世的人們總是將大明中後期的宦官看得很厲害——顯然這是錯誤的，不是宦官厲害，而是宦官背後的皇權厲害——卻忽視了勳貴的存在。然而，實際上勳貴一直都是明朝權力遊戲中的重要一環。高務實之所以早在少年時期就首先拉攏勳貴集團，也正是由於他“前世”就搞懂了這一點。下麵具體來說說他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
站在後人的上帝視角來看，朱元璋的理想其實是“大明與勳貴共天下”。主要由明朝勳貴子弟組成、權勢滔天的錦衣衛，不僅是明朝皇室“與勳貴共天下”的表現之一，也是明朝皇帝收稅的重要助手。
但是，後來勳貴集團卻逐漸失勢，逐漸無力繼續逼迫官紳等富人階層多納稅。那麼問題來了，勳貴集團為何會失勢？很多人第一反應肯定是土木堡之變。
這個答案沒錯，但並不是簡單的由於土木堡之變“把勳貴死絕了”——勳貴怎麼就死絕了啊？有幾家勳貴因為土木堡之變而絕嗣了？那一票國公爺、侯爺、伯爺不都有人繼承嗎！
其實是因為以土木堡之變為起點，大明發生了軍事貴族集團的大換血。前期能打仗、會練兵的老勳貴損失嚴重，勳貴世家出現了內部在軍事技能上的青黃不接，導致後來襲爵的年輕一代勳貴沒有軍事技能傳承，也不知道五軍都督府到底該乾些什麼——就算知道也乾不利索。
於是，一貫由五軍都督府管理的各級衛所全麵失去管束，在很短的時間裡快速腐化墮落，力量急劇衰落。尤其是內地衛所，沒多久便徹底失去了戰鬥力。邊疆衛所稍微好一點，因為他們直麵戰爭，就算傳承上損失不小，但戰爭本身也能教會他們該做什麼，隻是這會損失很大罷了。
話說回來，到了這一步還能怎麼辦呢？隻能用稅收招募的營兵，取代大量逃亡、吃不飽飯的衛所兵，替代成為維持大明統治的主要力量。
與此同時，由於以於謙為代表的統兵文官在土木堡之變後續的危機中表現亮眼，所以科舉出身的軍事文官又逐漸取代勳貴，掌握了大明大部分實際具備戰鬥力的軍事力量。
由於土木堡之變是大明“重文輕武”與文官勢力崛起的起點，因此現代部分觀點一提到土木堡之變時就有了陰謀論，認為勳貴集團是被文官集團“暗算”的。
其實哪有那麼多陰謀，土木堡之變最多也就是滅掉了北方地區的一代老勳貴，北方的勳貴子弟和南方地區的勳貴可都活著呢！
哪怕由於土木堡之役的消耗，靖難係勳貴勢力嚴重衰退，但在大明的南北二京之中，勳貴的力量仍然不容忽視。因為保衛南北二京的京營和錦衣衛，向來而且一直都在勳貴們的控製當中！
換句話說，皇帝本人一直都在勳貴集團的保護之下！崇禎“聖君”之所以可以輕而易舉搞掉魏忠賢，歸根結底的原因就是魏忠賢根本沒有辦法把京營和錦衣衛從勳貴手中奪走。想想看當時那位英國公，號稱“九千歲”的魏忠賢見了人家，不也得客客氣氣甚至規規矩矩的嗎？
所以事實就是，最晚到土木堡之變以後，明代的勳貴集團(最起碼是北方的靖難係勳貴集團)，就已經像清代中後期的八旗子弟一樣，根本不會打仗了。而以於謙為代表的文官集團用北京保衛戰的軍事勝利，證明他們比已經腐朽的明代世襲軍事貴族更能打仗。
於謙之後，大明還先後出現了王守仁、譚綸、朱紈、熊廷弼、孫承宗、孫傳庭、盧象升等大批文官出身的軍事家。相比舊的世襲軍事貴族，這批科舉出身的軍事文官顯得更加上進，他們雇傭而來的營兵也更有戰鬥力，很快成長為明朝軍事上的“中流砥柱”。
當然除了軍事文官，武將集團內部也不是就一蹶不振了。明朝後期還有一批底層出身、在戰爭中上位的“新勳貴”，例如馬芳、劉顯、李成梁、吳襄、鄭芝龍、左良玉、江北四鎮等。這批人以萬曆末年為分界，界限之後的一批逐漸軍閥化，大明朝廷逐漸管不了他們，更彆指望他們會交稅或協助收稅，他們能向朝廷少要點軍費就得燒高香了。
明代中後期，出身舊軍事貴族的將領還有很多，比如現階段朝中的主要武將如麻貴這般，都是至少數代從軍(所謂數代也隻是崛起時間，實際上可能祖上也是軍戶，隻是地位不高)，不過如果要稱得上軍事家的，高務實認為到目前為止隻有戚繼光一人。
戚繼光雖然是舊軍事貴族出身，但他的崛起跟那些軍事文官沒區彆——不靠衛所兵打仗，也不是以衛所兵精挑細選的“家丁”為骨乾，而是完全“白手起家”，自己招募營兵建設新軍。
實際上，如果不是父親死得早，導致戚繼光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家繼承父親的世襲武官職位，原本他很有可能像同樣軍戶出身的張居正、史可法、馬士英那樣，走上考科舉當文官的道路，最後成為類似熊廷弼、孫承宗、盧象升、孫傳庭的軍事文官。史載戚繼光好文，還有《止止堂集》流傳於世，這可能就是原因。
總之，明代所謂的“重文輕武”，其實未必就是文官天然的歧視武人，而是“槍杆子裡麵出政權”——隨著文官集團控製的武力日益強大，成為了明朝事實上的保衛者，所以他們不僅可以藐視日益沒落的勳貴集團，而且會設法爭取原本隻有勳貴集團才有的各種特權，包括“免稅”。
雖然一直到最後，文官集團也沒能合法免稅，但明朝已經不可能依靠勳貴集團的武力逼迫跟文官集團關係密切的士紳階層交稅了。
這裡有一點很有意思，值得說明一下高務實也是文官集團的一員，按照“人不能背叛自己所屬階級”的觀點來說，他現在的舉動是不是很有點問題？畢竟他現在要收的權力本質上是武將集團吃軍戶的權力，收完之後則要改造武將集團，讓他們重新振作、再次訓練起一支能打仗的精兵來。
如此，武將集團手裡有了精兵，重新變得能打仗了，那豈不是又反過來擁有了製衡文官集團的力量？這麼看起來，高務實這麼做豈不是就違背了自己的利益階層？
答案是否定的。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高務實現在已經具備了特殊性。
高務實是文官，但也是勳貴，而且他的南寧侯爵位雖然名義上是“文官封爵”得來，可事實上誰都知道真正的、直接的原因還是擊敗察哈爾那一仗。隻不過由於現在“文官”值錢，所以皇帝才非要給他安一個“文官封爵”的名頭。
再加上高務實多年來數次指揮超大規模作戰，導致九邊各鎮的軍頭們幾乎全在他手底下聽過令，而他在皇帝支持下所進行的各項軍改，又讓各軍頭不得不拜倒在他門下。由此，他就和絕大多數一線軍事豪門建立起了某種上下級聯係，形成了某種奇怪的利益共同體。
高務實現在獨特就獨特在，他既是文官集團內部權力最大的實學派黨魁，又是勳貴集團的利益牽頭方，還是武將世家集團認可的首腦。甚至還可以加上一條，他是皇帝首肯的臂膀股肱之臣。
各方利益，係於一身！
沒有誰能在此刻的朝堂做到超然一切，然後以這種超然一切的狀態去進行改革。既然如此，那高務實乾脆反其道而行之，把各方利益都連接在自己身上，再以這樣的身份去調和各方利益衝突，最終形成某種平衡。
這必然是困難的，但也是唯一有機會成功的一條路。為什麼高務實敢肯定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因為另一條“超然”的路子，原曆史上其實有個人試驗過了崇禎聖君。
雖然舊勳貴集團沒落了，而李成梁、鄭芝龍那樣的新軍閥一時間也無心替朝廷得罪士紳階層，但文官集團從來也不是鐵板一塊，彼此之間的派係鬥爭很厲害，其中倒也也不乏有想替明朝解決財政問題的文官。
比如原曆史上的高拱啊、張居正啊，其實都有這樣的心思，也在某種程度上暫時緩解了明朝的財政問題。
葉向高當首輔的時候，又有一批後來被扣上“東林黨”帽子的文官試圖通過均田均役製度進行徹底的改革。可惜一來前相錢龍錫等在野高官奮起反對，二來一部分“閹黨”也奮起反對，除了在江浙一小部分地區得到了一點推廣之外，徹底宣告破產。
所謂的“閹黨”，其實大部分也是文官，“閹黨”和“東林黨”的鬥爭，其實是兩大文官集團的鬥爭。
這裡先不糾結“東林黨”到底該怎麼劃分(《東林點將錄》本質上隻是“閹黨黑名單”)，某些人心目中統一而強大的“大明文官集團”根本沒有，隻有各個互相看不順眼的利益集團。
如今以高務實為首的實學派是不是也算一種利益集團？同樣是的。非要拔高一點來說的話，無非是此利益集團因為有高務實這個穿越者把控方向舵，所以更加符合時代進步的特征罷了。
無論如何，明末文官集團之間的派係鬥爭，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給明朝的財政續了命。在“中產”大量破產、勳貴集團又不給力的情況下，總會有一派文官在打擊敵對的文官派係之餘，自覺或不自覺地代替勳貴的功能，幫皇帝向敵對派係的官紳、富人收稅。
然而，這種文官互鬥、朝廷漁利的政治狀態，在崇禎朝終止了。因為政治上幼稚、性格上刻薄的崇禎聖君將大明朝廷所有的利益集團全都得罪光了。
首先，崇禎上台後乾掉魏忠賢、打擊“閹黨”，得罪了“閹黨”背後的官紳勢力；然後，崇禎又在“東林黨”的要求下對錦衣衛進行了削權，間接得罪了勳貴集團。
按照以往的規矩，此後崇禎應該跟當時被稱為“東林黨”的利益集團結成政治聯盟“共天下”。但偏偏在這個時候崇禎卻又跟“東林黨”翻了臉——後來被定義為“東林黨”的某派江南官紳勢力，除了崇禎元年“眾正盈朝”，從崇禎四年開始就隻有幾個擺設而已，一直不過是個“在野黨”。
最要命的是，此後的崇禎不再信任任何政治派係，或者說他拒絕再跟任何政治派係合作，真正做到了“超然一切”。從扶持“無黨派人士”溫體仁開始，逐漸走上了“孤家寡人”的死路。
從此，他不僅不再依靠任何“黨派”勢力，還辭退和處死了很多他眼裡的“亡國之臣”——崇禎在位的十七年裡，換了五十個大學士、十四個兵部尚書，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有十一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崇禎甚至殺了替他跟滿清談判的陳新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