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如果臨時或額外需要叫人來做事，(小)地主甚至要親自上門去請，說話還要客客氣氣的，做完事還得留人在家裡吃個飯之類，甚至給點小禮物(幾斤米、幾兩肉之類)。否則，就要擔心寒了人家的心，人家明年搞不好就不給你家乾了。
這就讓高務實知道，小地主雖然也是地主，本質上也是吃佃戶、長工們的“剩餘勞動價值”過活，但和佃戶、長工們的關係卻並沒有想象中那麼不共戴天，很多時候反而還挺融洽，算是某種程度上的互利共贏。
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可以合理解釋的社會現象，甚至擁有“自由經濟”的部分特點。既然如此，高務實當然不排斥擴大“小地主”群體。如果是在削弱大地主的前提下擴大小地主群體，那就更好了，因為這確實會緩解社會矛盾。
關於土地問題，後世經常抨擊的也是“土地過度集中”，而不是說土地隻要一集中，馬上就完犢子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反而可以增加民間的抗風險能力，關鍵在於這個集中的具體程度如何，以及具體在哪個區域搞這種集中——陝北黃土高原和湖廣魚米之鄉，那能一概而論嗎？
你湖廣平原集中幾百畝地，可以管幾十家人順順當當生活，其中一家地主，其餘是佃戶長工。出了些災情也不打緊，地主家多少有點餘糧，拿出來大家周濟周濟，把災年熬過去，今後的日子還長著呢。甚至這地主還能組織一下低強度的抗災救災，未嘗不是一種“久經考驗的社會體係”。
但黃土高原上就不同了，幾百畝地可能也產不出多少東西，能養活十幾家就算不錯了，因此他們的抗風險能力也很差。萬一這會兒關外的遊牧也過不下去，還殺過來掃蕩了一波，那完了，大家該破產的破產，該逃難的逃難，當地社會體係就此崩塌，順便造就一波“社會不穩定因素”。
為啥古代起義多發生於北方？以上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歸根結底還是社會生產力決定一切，包括社會組織形式。
除了開藩禁，高務實的另一項節流政策在於驛站改革。這個改革前文說得夠清楚了，本質上就是在保留一定“官辦”特征的前提下搞市場化改革。這一點對於基層乾部出身的高務實來說沒什麼新鮮，大的原則和思路隻要直接抄作業就行。
可以這樣理解改革之後的驛站管理層好比事業編的乾部，各個驛站處於某種“承包製”之下自負盈虧。朝廷以“承包權”來換取他們承擔部分朝廷要求的工作，比如軍報傳遞中的馬匹、船隻轉換乘，官員沿途食宿等。
順便提一句，高務實為此還再三嚴肅了官員使用驛站的餐宿標準，超標使用者計入考課法的考察評價體係——想升官或者至少不被罷官，那你最好不要在驛站吃住超標。
但這裡有意思的事在於，驛站是承包製的，提供更高檔的食宿是驛站管理層生財之道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來到驛站的官員願意自己花錢提高食宿水平，驛站方麵求之不得，甚至會主動推銷。
不過，隻要官員們花的不是戶部的銀子，高務實就對此樂見其成——提高社會消費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高某人隻提倡朝廷節儉，可從不提倡富人節儉。
大家都拚了命的勒緊褲腰帶過日子，那就是消費不足，這樣生產端就遭殃了。消費不足會導致生產過剩，生產過剩會導致產品積壓，然後導致生產部門利潤降低並最終減產，此時生產部門的從業者也受到影響而收入降低，又進一步導致消費更加不足……於是陷入死亡螺旋，經濟危機就爆發了。
前段時間高務實不是注意到物價變化了麼？本質上來說，這主要是外部貴金屬大量流入導致的物價上漲，雖然這一變化在前期是好事，因為大明原先的貨幣供應不足，事實上處於通貨緊縮狀態，但經過高務實多年來推廣海外貿易，現在貴金屬貨幣供應已經充足了，所以又要開始考慮通貨膨脹問題。
當然，這裡頭還有明聯儲小額鈔票的影響，畢竟發鈔不可能是存一兩銀子在銀庫就隻發一兩銀子的鈔票，肯定是要多發的，否則這行業都沒有存在價值了。
總之經濟這玩意兒本質上就是水多了加麵，麵多了加水。因此，現在既然要開始擔心通貨膨脹，那高務實就必須讓朝廷花更多的銀子，而這裡還有一個關鍵這銀子雖然要花，但最好不要一下子流入民間市場。
怎麼辦？大搞基建自然是高務實最容易想到的辦法，但前段時間京華基建搞下水道工程都搞到他高元輔被彈劾了，現在肯定得先緩一緩。
因此，讓朝廷擴大軍備采購就成了高務實必須推動的事。
一方麵，軍備采購這事是朝廷花錢而軍工集團賺錢，這筆錢要從軍工體係流入民間是相對緩慢的，符合高務實現在的需求。
另一方麵，朝廷花了這麼大一筆錢出去，提高了軍隊實力，但皇帝和朝廷官員們肯定會覺得——我花了這麼多銀子，如果隻是讓他們守在邊疆，那我不是虧大發了？不行，我必須得讓這筆錢花的值當。
怎麼才能花得值當呢？當然是“鄰居屯糧我屯槍，鄰居就是我糧倉”，這麼多軍費砸下去，不整點創收項目賺回來怎麼行？
這個道理高務實當然不會立刻和皇帝明說，反正隻要事情到了那一步，皇帝和朝廷官員們肯定要為之著急，屆時自己再提出一個擴張目標就行——反正目標其實早就定了西邊那倆盆地唄。
至於現在，隻要說服皇帝肯花這筆錢就好。這難不倒他高元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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