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此番被皇帝留宿春和宮，家中隨從約有二十來人也被允許陪同，高杞是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人。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充當了類似管家的職能，因此也獲得特準，可以隨時出入宮禁，隻不過進出皇宮都需要登記報備，說明進出緣由。
此番出宮，高杞登記的理由是靖國公有些日常用慣了的物什需要自己臨時置備。南京宮監方麵原是個閒得淡出鳥的清水衙門，各項製度十分鬆弛，再加上來人地位特殊且理由聽起來完全合理，自然也沒有人敢質疑什麼，很痛快地放他出了南京紫禁城。
高杞不知道的是，他前腳剛走，南京守備太監田義這時候也已經向皇帝奏稟了相關事務，來到宮門處。
田義擺手讓過來參見他的閒雜人等各自退下，隻留了負責看管宮門的內廷宮監，徑直問道：“方才咱家進宮之後，可有靖國公府的隨員離宮？”
那宮監連忙佝僂著腰背道：“好教內守備知曉，靖國公爺的堂侄高杞方才正好錄表離宮，就在眨眼之前。”
內守備，指的就是“欽差南京守備太監”。這個按理同樣是鎮守太監的職務，與其他地區的鎮守太監卻有不同的名稱。彆處的鎮守，都是“欽差鎮守XX地方太監”，唯獨南京是“欽差南京守備太監”，可見這個職務強調的就是“守備”二字。
然而南京的“守備”不止他一人，還有一個“南京守備勳臣”存在，由是就隻好按照內廷外廷的差彆，再分出“內守備”與“外守備”來。
對於“大明南京”的權力體係，後世最常見的說法就是“三大重臣”說，即南京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勳臣、南京守備太監並列為南京係統三大巨頭。這說法的確沒錯，但簡單一句“並列”其實並不能說明“三巨頭”的權力格局細況。
簡單的說，這三大巨頭究竟有無高下之分，或者實權大小可有差異？當然都是有的。
名義上而言，“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排名第一，“南京守備太監”排名第二，南京守備勳臣排名第三。
但是，“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之所以排名第一，其實主要是占了大明中後期文官集團整體勢大的便宜，並不代表他的實權乃至地位真的能排在南京三大重臣之首。
其實如果按照“禮製”來說，“南京守備勳臣”因為必須由勳貴擔任，而南京勳貴按大明製度，每一位都是“超品”，理論上應該是“地位”最高的；如果不考慮禮製而考慮親疏，那麼“南京守備太監”因為是司禮監外差，是皇帝的“三千裡外親臣”，則他就應該是地位最高的。總之，無論如何不應該是“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排第一。
但剛才所說的這些畢竟本來就隻是“名義上”的，那麼實際上呢？這就要從南京真正的權力機關――“南京守備廳會議”說起了。
兩京製不是明代特有的產物，早在西周的時候，就經營洛邑為東都；東漢則以洛陽為都城，以長安為西京；隋朝建都長安，隋煬帝又營建洛陽為東都。此後的唐、宋、元等朝也都有兩京。
明之兩京，嚴格意義上來說是在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才形成的。仁宗即位後，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洪熙元年，仁宗頭腦一熱決意遷都南京，仍以應天為京師，稱北京為“行在”。
不過仁宗在位不足一年，遷都南京中途夭折。宣宗即位後，他不讚成遷都，但繼續維持仁宗的部分做法，仍然稱北京為“行在”，而稱南京為“京師”。
直到英宗即位後，才在製度層麵明確了兩京的關係，再次以北京為首都，南京為留都。此後，兩京製形成定製，直至大明滅亡。
當然，大明的兩京與其他王朝不同，有其固有的特點，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官製。其他王朝在留都一般僅設“京兆”、“留守”一類的地方最高長官，而不是成建製地設立各級官署。
而大明南京的官製，則基本上是北京的複刻，且南京諸官連品級也與北京一樣。不過為了加以區彆，南京的官員頭銜上照例要加上“南京”二字。
南京遠離皇權，皇帝自然要派重臣、心腹作為政權的絕對核心。然而，畢竟皇帝隻有一個，南京就沒有必要像北京那樣設置一個內閣，以備皇帝顧問。所以相較於南北兩京的六部，內閣還是具備獨特性、唯一性。
既然要在南京設置重臣，那麼大明在當時便先設了南京守備、協同守備、守備太監和參讚機務四個官職，組成一個領導機構叫“南京守備廳會議”，以管理南京以及南直隸的相關事務。
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後，命中軍都督府掌事官守備南京，當時的官名為“節製南京諸衛所”。
仁宗即位後，以襄城伯李隆鎮守南京；宣德時期，改“鎮守”為“守備”，並規定南京守備例由公、侯、伯等勳貴擔任，同時南京守備還要兼領中軍都督府。
對於南京守備的職能，是有具體記載的：“凡南京守備一應機務，每日會同參讚官於守備廳署理。每月朔望日，守備、參讚等官及各府堂官會同內守備，議合行事務。”
從這裡不難看出，“南京守備廳會議”便是最高的權力機構，故而後來《明史》中才有了“南京以守備及參讚機務為要職”的說法。
具體而言，參讚機務的設置是晚於守備的，最早應該是在正統初年才有。根據記載，宣德十年：“英宗即位，命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讚機務。”
明中期時，朝廷認為南京高層的權力還是過於集中，便於景泰三年增設協同守備一人，也以公、侯、伯等勳貴擔任。按例，協同守備也會兼領五府事。
成化時期，朝廷下旨令南京兵部尚書兼任參讚機務一職，此後形成定製。如此一來，南京兵部尚書的地位得以提高，位列南京六部之首。
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在原曆史上明朝滅亡前後，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被推舉為南京首腦人物，原因無他，正是因為史可法兼著參讚機務的要職。
明代皇帝對文官的態度比較奇怪，依賴的同時又用各種手段限製，信任的同時又非得找人製衡，這也正是宦官得以乾預朝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