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d="tet_c"“加入合唱？下一首交響曲？”羅尹眼睛睜大，睫毛閃動，“範寧先生是說，在《第二交響曲》的寫作中就想加入合唱？”
“是這個意思。”範寧目光依舊停留在詩班席的方向，“你覺得會怎樣？”
“會受到質疑。來自各個方麵的，各個階段的，帶著心照不宣的聯想的質疑。”
“有你嗎？”
“自然沒有我。”她的語氣稍稍變快以示強調，“但會有其它所有人。”
“浪漫主義時期之初的那批作曲家，在創作交響曲時都被吉爾列斯帶來的巨大壓力壓得喘不過氣，在他們藝術生涯的任何時期的任何一號交響曲，都會被大量的同行、欣賞者和樂評人拿去和這位本格主義巨匠來對應比較，他們在創作之前的通用步驟不是先構思靈感，而是先做好自我心理建設...”
“範寧先生，你才3歲，比我大一歲的年紀，而且，你才即將寫到《第二交響曲》。”
範寧低頭無奈一笑，他承認羅尹說得一點不錯。
前世有位巨匠貝多芬，這裡有位巨匠吉爾列斯。
貝多芬並非是率先在《第九交響曲》（op.1）中加入合唱的，早在寫“貝九”之前，他就抱著試驗心態創作了《c小調合唱幻想曲》（op.80），其作品脈絡基本同樣遵循了“痛苦-阻滯-冥思-歡樂-超脫”的脈絡，合唱主題聽起來更是和“貝九”基本如出一轍。
這部作品雖然同樣是大師手筆，但思想深度自然不如“貝九”，而且由於技法積澱未夠，貝多芬暫時拿出了鋼琴，作為樂隊與合唱團對話的媒介，與其說是“帶聲樂的交響曲”，其實更接近於“帶聲樂的鋼琴協奏曲”。
但從實驗作品的角度出發，貝多芬無疑是位務實的巨匠，他沒有一上來就好高騖遠，而是從探討交響樂和聲樂的融合可能開始，逐步為後麵《第九交響曲》的成功鋪路。“貝九”末樂章以德國詩人席勒的《歡樂頌》為歌詞譜曲，鑄就了一部宏偉、莊嚴、充滿哲思和對人類終極意義探討追尋的壯麗頌歌，是其藝術生涯的最偉大之作，也是那個時代的登峰造極之作。
從op.80到op.1，前世的範寧經常拿這個例子，來論證“譜寫崇高絕不是僅靠天才的一瞬靈感”，偉大如貝多芬，也同樣是因堅韌和勤勉，因對藝術的務實和虔誠而達成不朽。
現在在這個世界，作為逝世即標誌本格主義時期結束的巨匠，吉爾列斯同樣經曆過類似的軌跡，他對於將聲樂融入交響曲的嘗試，自《第七交響曲》就開始了，先是從小型二管製+獨唱開始，再是回歸三管製+四部合唱，最後才是在《第九交響曲》中寫出三管製+四重唱+兩個混聲合唱團的龐大規模。
後者同樣被公認為是吉爾列斯在交響樂領域的最高成就，公認為他藝術生涯的最高峰和一生技法的係統總結。
討論組認為，正是吉爾列斯《第九交響曲》讓其升格為“掌炬者”，他憑一己之力的生前生後影響，至少讓失常區擴散進度相比無他時滯後了兩百年。
在這個世界，它是一座難以逾越，論樂必談的偉大豐碑。
雖然浪漫主義發展至今，取得的成就已經讓作曲家們初步擺脫了吉爾列斯的“陰影”，初步建立起了“語彙自信”，但大家都是另辟蹊徑。
也沒有誰敢選擇用‘在交響曲末樂章加入合唱’這樣的方式來升華作品。
其性質等價於拿起話筒向全世界宣布，“我準備挑戰吉爾列斯《第九交響曲》，大家敬請期待”，或“我準備致敬吉爾列斯《第九交響曲》，大家看我學得像不像”。
無論是哪一種解讀，都是又花了心力，又承受了最大的壓力和質疑。
按範寧的理解，如果是一位創作生涯已進入晚期的大師，作出這樣的決定，那大家的評價可能是“勇氣可敬”，“壯烈之舉”。
但3歲，《第二交響曲》？這可能是在“群嘲”。
“不如，再等一等？”羅尹試著提出建議，“範寧先生還年輕，喜歡你的人等得起...不說要到‘第九’，哪怕隻到——”
“噓。”“嗯...”
看到聖禮台上的指揮家重新抬手，兩人默契地將短暫的小聲討論暫停。
《a小調安魂曲》的下一幕前奏開始在教堂中回響。
已經接近深夜11點，範寧仍然折服於塔拉卡尼大師筆下的，獨屬於人聲的震撼表現力。
在參加詩人巴薩尼的吊唁活動前，範寧從未有哪個時刻，受到如此直接而又強烈的聲樂的審美衝擊。
從尼曼大師用管風琴伴奏的隨心吟唱，到聽聞更多的藝術歌曲，再到如今大型宗教安魂曲的親聞。
高貴、聖潔、每一個音節都彌漫著神性的榮光與芬芳的香氣。
範寧心中的那種想法，正在一遍又一遍地被強化：
“交響曲就應該包羅萬象，一部交響曲就應該像一個世界，我的藝術生涯必然會在進行龐大交響樂作品的建構並不斷修改的錯綜複雜過程中度過...而詩歌，那些令人景仰的詩人們寫出的詩歌，如果它們能成為我的意圖、觀念和樂思的儲備庫，任我調用支配的話...這很難，難以積累素材，難以轉化語彙，但或許唯有如此，我的《c小調第二交響曲》才能支撐起對於死亡討論的宏觀敘事。”
“彆那麼寫，會撲的。”另一方麵，吉爾列斯的各種畫像、銅像和凋塑時不時在眼前浮現。
《我有一卷鬼神圖錄》
交響曲已經夠複雜了，要不老老實實用器樂完成自己的積累，收獲更多樂迷的認可？
時至今日，範寧總算是親身感受到，當年的勃拉姆斯寫交響曲時有多難受了，難怪他的《第一交響曲》寫了1年。
範寧確信，這樣的嘗試還不如直接自己把“貝九”拿到這個世界上來。讓貝多芬和吉爾列斯這兩位“掌炬者”去對轟，“贏麵”比現在大得多。
三條道路擺在自己腳下，不知踏上何方。
安魂曲落幕，離詩人所指示的新舊交替之時已近，裝載靈柩的車隊行出教堂的布道廣場，方向是離此處約1分鐘步程的鬱金香中央公墓。
仿佛和近一年前的某次場景類似，範寧沉默地在人群中行步。
若放在平日，鬱金香中央公墓應是樹木蔥蘢，氣勢顯赫，大理石碑縱橫交錯，但它在午夜時刻難見其形，四周昏暗而沉寂，唯獨近處嶄新石碑上的墓誌銘在自己眼中可見，那是詩人在16歲時就向世界發出的宣言。
詩歌是對語言的反叛。
米爾主教在安魂曲演奏之前的引言，再次浮現在範寧心中。
“每個人都必須遵從內心的自由意誌一次又一次地生產真理，否則他就會枯萎...即使那不是終極真理，但至少不會被曆史判定為失格。”
自由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