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反對將投機行為納入刑名，他不是平白無故的反對，更不是站在勢要豪右的立場上，去維護那些操縱票證價格的晉商，而是基於實踐的考慮。
王崇古看著陛下的臉色，低聲說道：“陛下，這種消息，真真假假，曆來都不算罕見，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很多時候，謠言四起，也可能是些遊手好閒之徒，張嘴胡說，這口口相傳，就越傳越邪乎，謠言止於智者，分辨是非、斷定真偽，就是需要投機者，去判斷這些消息的真真假假。”
投機就是投機的真真假假。
不好追查，哪怕是製定好了律法，如何來落實，也是問題。
什麼是謠言，什麼是故意鼓噪，如何去界定？交易行裡本身就充斥著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
在交易行裡參加博弈的投機客們，不就是以為自己一定比彆人聰明，能夠分得清楚真假，進而獲利嗎？
交易行是個圍城，站在外麵的時候，會看的很清楚很明白，一旦入局，就會喪失理性，入局的人想要走出去，但沉沒成本讓他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如果操縱票證價格入了刑名，不僅僅是行政處罰，那誰還願意入場？那交易行的新政就是徹底失敗的。
“陛下，以這次莊家操縱馳道票證為例，這次他們在十五天的時間裡，連續操縱，才鬨到了人儘皆知的地步，如果將十五天變成三個月，而後徐徐圖之，一點點的吃進，一點點的吐出來，這就是臣擔憂的第二個問題，如何去界定正常買賣和操縱票證。”王崇古說出了自己第二個擔憂。
因為界定困難，這個罪名很容易變成籮筐罪，刑名最怕就是這種模糊定義、語焉不詳，其危害就是經辦官員不分青紅皂白，什麼事兒都往這個罪名上靠，最後這個條文會因為過度執行，逐漸變成沉睡條款。
這在大明，不止發生過一次。
王崇古麵色古怪的說道：“臣愚鈍，彆說去綏遠修馳道，就是鍘刀放在他們脖子上，估計也是該乾還的乾，前段時間，大明攻伐板升，照樣有白氏通番，有的時候，身在交易行局中，麵對那數不儘的蠢貨，很難忍住不下手，就像莊稼成熟了，朝廷說不能收割，百姓怎麼可能忍得住呢？”
“很具體的比喻。”朱翊鈞對王崇古的話表示了讚同，他本身事農桑，看到麥子熟了，那就必須得割，天王老子來了，也攔不住的！看著麥子爛在田裡，那比殺了他還難受。
王崇古的話意思也很明確，傻子太多，騙子不夠用，這得有多麼強悍的意誌，才能忍住不割韭菜呢？
“那刑名不行的話，王次輔以為應該如何辦才好？”朱翊鈞想要知道王崇古怎麼填補這個空白，不製定規則是不可能，這是朝廷搗鼓出來的東西，朝廷一定要劃出道道來，讓人們在規則之下博弈。
王崇古言簡意賅的說道：“罰錢。”
“罰錢？”朱翊鈞眼前一亮，往前湊了湊身子說道：“仔細說話。”
王崇古頗為確切地說道：“五千兩以下，罰沒所得，並處兩倍罰金；五千至一萬兩，罰沒所得，並處三倍罰金；一萬兩以上，罰沒所得，並處五倍罰金，數額極其巨大者，酌情重罰。”
“嗯！好！王次輔擬章來看就是。”朱翊鈞最終采納了王崇古的意見。
交易行是投機之地，要在投機之地，罰沒投機所得，並且處罰金，這種行為和脫褲子放屁有什麼區彆，要明搶就直說，需要繞這麼大一個彎兒？
其內在邏輯是反貪，其根本目的是，防止官吏和商賈勾結。
官員利用自己的職位和地位，總是能夠獲得比常人更多的消息，一旦官吏和商賈合起夥來，在交易行謀取暴利，這對其他人不公平的同時，違背了大明《憲綱事類》。
《憲綱事類》是專門用於規範官吏行為，一共九十五條，這就是以權謀私的典型，是朝廷反貪的重點。
這次交易行的波動，這個設有門檻的私人交易會，這幾個莊家，顯然有自己的信息來源，幾次精準的提前收到了消息，並且利用這些消息謀取了暴利，這個時候，就沒有什麼界定的模糊了，但凡是有官員參與其中，就是操縱票證。
處罰多倍罰金，適用於民間的勢要豪右富商巨賈，《憲綱事類》適用於官吏，依照貪腐處置。
朱翊鈞和王崇古深入溝通了下關於這個處罰多倍罰金之事，在得到了滿意的答案之後，朱翊鈞讓王崇古離開了。
“王次輔，留步，留步。”陸光祖見王崇古要回刑部，急走了兩步，低聲問道：“王次輔，這件事到這裡是不是算結束了？”
“怎麼，大理卿難不成想要讓大司徒或者大司空離任不成？”王崇古眉頭一皺，端起了手說道：“大理卿就不要整日裡和那些科道言官在一起，大明朝廷養著他們，就是讓他們挑毛病的，咱們都是做事的，和他們不是一路人。”
科道言官並不算是畸形產物，相反他們一直是大明朝廷極為重要的糾錯力量，這些科道言官是逮誰咬誰，但做事的六部，卻不能像他們那樣。
“到這裡結束最好不過了。”陸光祖聽聞王崇古這麼說，也是鬆了口氣。
“你什麼意思？”王崇古看著陸光祖眉頭緊皺的問道：“大理卿的意思是，這次攻訐大司徒和大司空的風力輿論，是我掀起來的嗎？”
陸光祖問王崇古是否結束了，這本身就很奇怪，整件事和他王崇古有什麼關係呢？！
陸光祖的看法，不是他個人的看法，或許是整個京堂的看法，王崇古有動機這麼乾，王國光是晉黨叛徒，清理門戶是第一個動機，第二個動機則是交易行規則的製定，讓規則從最開始就有利於自己。
王崇古易怒，他已經怒火攻心，但很快，他就冷靜了下來，因為他發現了一件自己過去沒有察覺的事兒，若不是陸光祖詢問，王崇古也不會去想的問題，他的根基其實已經變了。
他恍然發現，他的根基已經從過去盤大根深的晉黨，變成了官廠團造，京官還是用老眼光看人，以為他必然為了過去的恩恩怨怨，要趁機下手，折騰王國光，但王崇古自己很清楚，自己動機不足。
官廠團造，可比依托於族黨更加可靠，這一發現，讓王崇古變得欣喜若狂。
“都是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兒，不值一提了，這次可真不是我，但已經有了處置的辦法，這些科道言官就不能再咬著不放了，所以我才說到這裡就結束了。”王崇古解釋了一句，也沒管陸光祖信不信，就轉身離開，往刑部衙門去了。
在人性本惡的鴻溝裡，尋找那一條善與惡的界限，是一個長期的矛盾，而且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調整律法條例，從來沒有一成不變。
很快，王崇古就做好了《交易行條例》，補充了《憲綱事類》填補了這一塊在律法上的空白，禁止操縱，禁止官商勾連在一起，官員非要充當‘消息靈通人士’，那他會麵臨罰沒所得、降職、罷免、褫奪官身功名、流放等不同規格的懲罰，多倍處罰金，則是限製民間。
在填補了空白之後，科道言官終於消停了下來。
朱翊鈞拿到了第二期的《逍遙逸聞》。
自從林輔成在太白樓舌戰群儒而不落於下風之後，鬆江學派算是在大明京堂站穩了腳跟！
而王謙也不再為難林輔成，很快，《逍遙逸聞》對自由的界限展開了討論，不違背公序良俗，不違背大明律，這是自由界限的第一要素，否則自由學派就成為了助紂為孽，自上而下殘忍朘剝合理的鼓吹手。
就像朱翊鈞作為皇帝，作為大明最頂級的肉食者，就支持絕對自由，那作為皇帝就可以明搶了，黃公子也可以當街殺林輔成了。
自由秩序，強調個體自由，絕不是無序的自由，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進行的。
林輔成對自由的定義非常明確：不受他人意誌強迫支配。
這個定義簡單明了，甚至看起來有些粗俗，但林輔成就是如此定義，因為很多時候為了讓一些定義看起來高雅，過多的注釋，反而讓定義變得混淆，所以不如簡單明了的解釋清楚。
為了更加方便直觀的理解，第二期的《逍遙逸聞》林輔成詳細的描寫了江南蓄奴之勝，有富戶蓄奴多達一兩千人，凡此類奴仆都立有賣身契，子孫累世不得脫籍。
在嘉靖二十六年，太倉錢氏，有樂伎與家丁私相授受，主家不滿，而家丁鼓噪索要賣身契，一呼千應，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門上，並逼身契。
有富戶率家丁鎮壓，奴仆人多勢眾，攻破家門，舉火焚屋；有富戶捧契書還於家奴，家奴仍不肯放過，踏破門廳，強淫女眷；有縛主家者，以刀黥刑，在人臉上刻下羞辱的字跡等等。
這次太倉奴變之後，太倉便有了烏龍會，專事打家劫舍，操戈索契，最盛時，寨中有三千四百丁，煊赫一時。
這是一場很少有人知道的奴變，彼時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倭患，對於奴變之事，少有人聽聞，或者乾脆混為倭患報聞朝廷。
那隻有太倉這一個個例嗎？
林輔成在《逍遙逸聞》裡，列舉了湖北麻城‘裡仁會’、常州金壇‘削鼻班’、昆山嘉定‘大刀幫’，這些富有活力的民間社團，有索身契者數萬餘人，聲勢浩大，並且逐漸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號。
鏟主仆貴賤，貧富而平之。
林輔成用了長篇累牘的文章，詳細的描寫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現狀、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鬥爭之殘，對強人身依附的生產關係提出了批評。
“沒了？”朱翊鈞翻看到了最後一頁，意猶未儘的說道。
江南已經發展到了兼無可兼，並無可並的地步，反抗開始了，奴仆們用各種手段殺死了過去作威作福的主家，手段各不相同，削鼻班會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大刀幫把人直接剁碎，烏龍會會占據田產開倉放糧。
“這個林大師，看到了現象，找到了現象背後的問題，也說明白了原因，那麼解決辦法呢？這就沒了？”朱翊鈞放下了逍遙逸聞，氣呼呼的說道。
馮保樂嗬嗬的說道：“用林大師自己的話說，他們哪有什麼解決的辦法，要是有解決之法，還在詩社做筆正？”
作為一個筆正，耍嘴皮的大師，能做到這一步已經是林大師的極限了，傷疤挑了，至於如何治好這傷，那是朝堂的事兒，真有解決之法，那就該坐到文華殿裡當明公了。
“有理。”朱翊鈞把《逍遙逸聞》遞給了馮保說道：“給先生看看。”
“是。”
其實朝廷也已經注意到了問題，王崇古的《請均田役疏》要實現的第一步，就是普查丁口，搞清楚大明到底有多少人，才方便繼續進行，而普查丁口，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勢要豪右家裡的隱丁，隱瞞的人口，其實就是大明實際存在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