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律法有了空白，把唐律疏議拿來直接照抄，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就補足了空白，這不是偷盜，而是祖宗遺澤，大明本身就宣稱明承唐製。
這等照搬行為，禮部認為是：曆代皆采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厥，取《律疏》疏文以釋之，著為常法，為義也。
讀書人的事兒，抄那是抄嗎？那是繼承老祖宗的智慧。
其實不僅僅大明朝抄唐律，宋太祖趙匡胤修訂《宋刑統》的時候，也幾乎是照抄了唐律，遼國、金國、倭國、朝鮮、安南，個個都抄，現成的律法就在麵前，非要自己修，結果搞的不倫不類，貽笑四方。
比如元朝律法《元典章》，以習慣法為主，搞得多數人都無法接受這種怪異的律法，元典章在中原水土不服，多數人都不是特彆信服，在司法實踐中，大家仍用舊律，搞得元朝隻有百年國運，草草收場。
《唐律疏議》的立法原則就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即：道德是法律的基礎和根本標準，法律是傳播道德、保障道德實施的有效手段。
律是法律條文，而疏議就是司法解釋。
這就是為什麼在大唐律中，會有畜產抵人和誣告反坐的具體規定，因為在道德上，民為邦本，那麼製定律法時，就不會允許率獸食人的事情發生。
細犬，是要吃肉的，是一種猛犬，十分凶猛，對陌生人極其不友好，攻擊欲望極強，能養得起細犬的無不是權貴之人，是肉食者。
畜產抵人主要針對的就是這種專業捕獵犬，自唐朝時候，就有專門的皮嘴套，防止細犬咬人，顯然西寧侯宋世恩拉著兩條細犬出門時，既沒有羈絆拴著，也沒有戴皮嘴套，但凡是他做一樣，就不會縱犬傷人，也不至於自己尋找體麵了。
畜產抵人，即便是執行非常困難，但律法依舊要做出明確的規定。
德這個字，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普遍共識。
當普遍共識和律法產生衝突的時候，人們會普遍不適，會對律法產生質疑和不信任；
如果律法不能及時修改，或者在律法修訂的過程中，不遵從普遍共識，那麼人們這種質疑和不信任就會加劇，最終萬民和朝廷之間的信任就會破裂。
當所有人都在為違法者喝彩的時候，那律法本身還合法嗎？
最後的結果，就是國失大信，人心啟疑。
曆史也已經一遍又一遍的演示過，國失大信的後果，但似乎後來者，總是漠視了曆史教訓，閉上眼捂著耳朵，搖晃身體，假裝自己還在前進。
這也不奇怪，有詩雲：
高閣垂裳調鼎時，可憐天下有微詞；
覆舟水是蒼生淚，不到橫流君不知。
比較有趣的是，大明也不是照辦唐律，比如唐律中規定：諸化外人，同類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就是說蠻夷互相傷害，則依據他們的本國之製，如果是異國相互相傷害，則依據唐律。
但大明律則規定：凡化外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意思是：但凡是番邦蠻夷，在中國活動，一律按照中國法去判決，而不是尊重其本國的風俗製法去判決。
在這方麵，大明律更加霸道一些，大明更加不尊重蠻夷，因為遵從番國的風俗製法去判決，很容易形成蠻夷實質上的司法特權，索性直接一刀切，在大明地頭活動，就要遵循大明的律法。
張居正上奏，停止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的推行，也是基於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不能率獸食人的普遍共識。
在沒有完成商品經濟蛻變的前提下，皇帝為了自己的內帑、朝廷的國帑，強硬推行一條鞭法的貨幣稅內容，就是皇帝帶著朝堂大臣、地方官吏在吃人，為勢要豪右、鄉賢縉紳吃人保駕護航。
在中原這片土地上，率獸食人的皇帝，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就是江山。
所以，張居正有德，暫緩一條鞭法的推行，也讓大明官吏對考成法新增規定的怨氣，降低了許多。
大明對大明律修修補補，填補畜產抵人這段時間，鬆江府上海縣知縣姚光啟，上了一本奏疏，內容很多，其中有一條就是，他很懷疑，鹽能不能賺到金子。
用鹽去換金子，這聽起來多少有點怪誕。
“什麼話！鹽能不能賺到錢，私鹽販子黃巢、私鹽販子張士誠，哪個不是雄霸一方？當然能賺到錢，而且能賺到黃金。”朱翊鈞指著姚光啟的奏疏，十分肯定的說道：“就是被姚光啟看作是粗鹽，不能售賣的鹽，在泰西那也是精鹽了！”
“黎牙實為什麼又從馬德裡回到了大明來？在大明待久了，他在泰西根本生活不下去。”
“鹽當然能賺錢了！”
自1600年開始，在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批準下，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擁有了無限期的皇家許可狀，開始試探著向印度殖民，整個殖民征伐持續了117年，在1717年，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才打敗了莫臥兒帝國皇帝，獲得了免稅的權力。
至此，英格蘭正式開始殖民印度。
自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算起，一直到1930年，長達213年的時間裡，印度完全施行食鹽專營，強力禁止印度人開采和自由買賣鹽，殖民總督利用食鹽，控製印度的財稅和人民。
用鹽是可以賺到錢的，高道德就少賺點，低道德就多賺點；沒有道德，那就能賺的更多了。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甘地，自1930年開始，開始了反對食鹽專賣的鹽行軍運動，寧願曬乾海水，也不肯買利物浦公司的食鹽，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持續了整整17年後，印度終於獲得獨立。
英國佬這根攪屎棍，在臨走的時候，還狠狠的給了印度一刀，印巴分治，給印度埋了顆五毒透心釘。
鹽，古今中外，都和財富、戰爭、權力息息相關。
姚光啟的疑惑很正常，因為在他看來，分級鹽池板曬法技術簡單，鹽的質量好、產量高，從海豐三鹽場推廣到整個山東，再從山東推廣到大明沿海地區，不用幾年，鹽的產量就會徹底滿足大明需求。
在他看來，這種簡單技術會不可避免的對外擴散，到時候泰西人的殖民地，都是這樣生產鹽，鹽的產量就會上升到一種絕對充足的產能過剩狀態。
到那時，鹽作為一種普遍商品，不再具有壟斷經營的條件，如此龐大規模的產量，鹽哪裡還能賣的上價？哪裡能夠承擔收蓄黃金的重任？
姚光啟陷入了典型的大明思維，大明可以，蠻夷也可以的思維誤區，很多事都在反複證明，大明可以輕而易舉做到的事，蠻夷真的不行。
在士大夫眼裡，曬鹽的技術比較簡單，不就是三道池子、一個窩棚、一堆板子，一群聽話的鹽丁灶戶？可是要實現真的很難，三道池子，不用水泥澆築，一下雨就要重新修，而且沉澱池每天清理淤泥，也是件大事。
至於一群聽話的鹽丁灶戶，那更是奢求了。
大明在呂宋的銅鎮，寧願使用更加昂貴的大明人，也不廣泛招募當地的夷人，因為這些夷人真的好吃懶做不乾活。
泰西殖民者也沒有興趣建設殖民地，土著們能不能吃上鹽，殖民者並不在意，殖民者隻在乎自己能不能收到稅。
即便是很久以後，也隻會有大明，可以大批量生產精細食鹽。
在大航海時代，白銀、香料、棉布、鹽、硝石等等大宗商品，是日不落帝國的經濟支柱，誰掌控了這些大宗商品，誰才是日不落帝國。
鹽這個紅利，大明真的可以吃很久很久。
真的有地方非要跟大明搞產業競爭，大明那麼多的船，那麼多的火炮，艦炮那麼大的口徑，裝填那麼多火藥，就派上了用場，三道池子、窩棚、板曬的技術是大明專享，沒有大明皇帝的特許經營許可，就敢建鹽場？
這已經不是一般的反賊了，必須要出重拳，全都給他揚了！繼續維持霸權即可。
這就是朱翊鈞給出的回答，這個錢他要賺，誰不讓他賺，他就用火炮把對方送上天。
朱翊鈞對大明京營銳卒、水師軍兵講的非常清楚，他們一年能領二十銀的糧餉，那都是大明朝廷有，他們才有。
而姚光啟的奏疏裡，主要是討論了大明現在的新政路線，是一場基於改變生產關係的維新運動，廢除賤奴籍和生產資料再分配，就是改變生產關係的主要手段。
浙江在還田，鬆江府也在還田，而姚光啟已經完成了上海縣還田，上海縣全境之內城池及其附郭公田，通過各種手段，強令減租、現銀贖買、船引兌換等等較為友好的方式，進行了還田，當然這個過程中，也發生了稽稅、抄家、流放等等不太友好的方式。
而上海縣內，超過五十頃耕田的地主，已經從名義上消失。
浙江執行的還田令是一百頃為標準，而鬆江府從一開始就比較激進，是五十頃為標準。
現在姚光啟要將上海縣還田令的標準，降低到二十頃，最終目標是十年內，進一步降低到一頃標準，也就是十畝地為一家人持有上限。
“他這個是不是有點太激進了？”朱翊鈞覺得姚光啟的標準有點急於求成了，大明現在也就一億三千萬人，一戶人而非每個人隻能有十畝地，絕不可能養活一家人。
馮保十分鄭重的說道：“陛下，鬆江府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樣，長江的運量幾乎是京杭大運河的八倍有餘了。”
在大明漕糧海運之前，京杭大運河全年的運力隻有兩億一千萬斤（約108萬噸），漕糧海運之後，終於徹底釋放了運力，畢竟漕運船要占四個月的時間，太浪費時間了。
漕糧海運釋放了京杭大運河的運力，在十餘年的時間裡，京杭運河運力開始飛速增長。
在萬曆十四年的年終審計中，京杭運河的運力提升到了六億斤，基本實現了北煤南運，南貨北調、南銀北上的戰略，煤銀對流已經完成了良性循環。
大明殘破的財稅製度，讓沿途鈔關的稅收大多數都留在了地方，為了把這些稅收，借著各種合理的名義花出去，對運河進行擴寬、疏浚、道路修繕，就成了沿途地方衙門花錢的最好去向，這麼做，對上對下都能交差。
各個地方衙門，針對航道的擴寬和維護，讓京杭運河的運力穩步提升。
對於沿途地方衙門而言，河道的安定和流暢就是稅，稅就是權，衙門對於運河沿岸各種匪幫，給予了重點整治，治安變得穩定，沿著京杭運河逐漸形成了極為耀眼的經濟帶。
而萬曆十四年，長江全流域的運力為京杭運河的八倍，高達四十八億斤，這還是各地鈔關瞞報，大開方便之門給自己的裙帶過關，有大量隱瞞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