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最新網址:/b國子監祭酒陶大臨埋著頭,借著申時行擋住皇帝的身影,生怕被皇帝看到。
心中更是大呼折磨。
皇帝這一輪秋講,總是這樣不好好上課,問些敏感問題。
這一堂課講的是《孟子》,論的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本身很簡單,沒什麼爭論的餘地,反而是政治意義更多一些。
如今講課的內容和進度,都是日講官排的,具體審核跟釋意,則是兩位閣臣親自過目。
今日這一堂,是大理寺少卿陳棟、吏部右侍郎溫純安排。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這是在為皇帝親政壯勢,以及做禮法上的鋪墊。
無後為大嘛。
皇帝十二歲了,完全是一個可以婚配的年紀了。
如果要選妃,提前個一年多,十四歲大婚,那麼開年就該下旨開始準備了。
如果急著親政,那麼宮裡那位李春芳的孫女,也不是不行。
至於說祖宗成法,不娶士大夫女……
陳棟和溫純的意思很明確,舜尚且可以為了留後,隱瞞父母,那麼陛下為了留後,做些權變,完全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方才張居正說的“禮之權也”。
這是一次局限在皇帝近臣,經筵官範圍內的政治表態。
首輔張居正見到陳棟和溫純這個排課之後,也沒提什麼意見,順水推舟得把課端了上來。
同樣是一副支持的樣子。
按理來說,如此君臣和諧,皇帝意會了,就該感動一番,賞賜點什麼東西表表態,然後回去好好想想什麼時候大婚才是。
結果小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轉進到了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上——大明朝是不是孝治天下?
陶大臨撓了撓手背,隻感覺渾身有些刺癢。
不然怎麼說非得閣老出麵,才能回答皇帝的問題。
這種涉及儒門根基,國朝本源的事情,他們這些人怎麼敢跟皇帝多說一個字?
但凡說錯一句話,就是身敗名裂的下場。
朱翊鈞的目光,掃過一眾經筵官。
將眾人各異的神情,收入眼底。
最後才落在麵色為難的張居正身上。
張居正為什麼這麼為難,朱翊鈞自然知道,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單刀直入地問出來了。
這話明著聽來,似乎並不敏感。
畢竟這是一個千年以來的政治正確。
自漢往後,曆朝曆代,都是如此自我標榜的。
遠的說三國誌,鮑勳上疏一口一個“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後的隋書,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
舊唐書上,李渤陳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說了,易簡前、劉安世、李秉常、崔敬傳,白紙黑字,動輒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這個說法都很是常見。
當初給兩宮上徽號的時候,禮部行文都還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聖母徽號在邇。”
對於正統王朝而言,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聖金衣。
也隻有司馬家看到這幾個字,才會節目效果十足。
否則,他朱翊鈞,為何整天被稱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來源,所以,向來是不允許討論的。
其中最為敏感的地方,就在於,儒家體係中,皇帝是什麼時候占據了“孝”頂點的生態位?
那就是自大一統之後!這是一次正統儒學的嬗變!
大一統之前的儒家,還很純粹。
孟子曾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子亦曾雲,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對我好,我才會對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彆怪我誅獨夫了——這就是朱翊鈞此前考成學業,請人觀禮的內容。
但自漢以後,這種後天形成的雙向義務,逐漸演變成了天然的單向義務。
也就是所謂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這種臣子對君主絕對忠誠的概念,儒家是沒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辯經。
儒家沒有,法家有啊。
六經注我,經學必備——於是董仲舒便將法家的這一套,縫合進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稱之為移孝作忠。
經學概念裡,稱其為外儒內法。
治國框架中,則稱其為家國同構。
孝子必出忠臣嘛。
稱號是對權力的追認,同時又進一步加強其正當性,君父一詞,尤是如此。
縫合的儒學,主要是為了解釋皇帝統率天下的合法性來源,不是真的來搞哲學思辨的。
理所當然地,這事也就失去了討論的餘地。
要是深究這個問題,是不是在質疑皇權?
朝官至多用用短語,從不會討論這方麵的經義。
所以皇帝問出這個問題之後,何洛文仰頭看著房梁,陶大臨縮在申時行身後,馬自強左顧右盼。
而直麵這個問題的張居正,更是麵色陰晴不定。
首輔張先生,現在很想說一句,孩子,為了你好,彆問了彆問了。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
張居正萬分謹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語。
過了好半晌,他才緩緩開口:“陛下,國朝陰騭下民,覆幬無極,乃以家始,體而推之,是有萬民親親。”
“陛下為國朝君父,內節皇親,外施百姓,垂衣禦宇,仁覃草木。”
“今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誰都是管兒子,皇帝的恩澤,對誰都是父親的厚愛,當然是孝治天下。
張居正說得很謹慎,點到為止。
朱翊鈞恍然道:“難怪國君稱之為君父……”
張居正見這模樣,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說虎狼之話了。
顯然是有備而來。
他隻好聚精會神,認真以待——起居郎在後麵站著也就罷了,誰也不知道小皇帝會把哪堂課的內容,貼到新報上去。
張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畢竟又是傳王世貞入京,又是考成學業,請大儒們觀禮。
實在明顯。
當初他與高拱初入內閣時,就做過一般無二的事。
彼時徐階、李春芳、趙貞吉三人尊奉陽明學派,利用執政權力,到處推傳。
甚至親自主持講學,召集朝廷、地方官員都來聽講,網羅門徒。
所謂“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實學”,“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無視天下百姓的困苦貧窮,卻整天沉溺於討論那些微妙、精深但對解決現實問題幫助不大的學說。
而高拱與他,雖麵上自詡為儒臣,口頭上仍念著孔孟之道,但實際上卻推崇法家。
隨後,二人便擷取吸收、甄彆選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建立了一套變革理論。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產出極為龐大,《春秋正旨》、《問辯錄》、《日進直講》、《本語》。
左打程朱,揭露其對《春秋》的穿鑿曲解,“未需分理,務強探力索,故不免強不知為知”
右踢陽明,嗤其為空虛無據,“徒為空中之樓閣,而卒無所有於身心。”
而後更是借史論事,聯係政治現實問題,以及叢積時弊,進而探求解決之法,最後得出革故鼎新的結論——“法以時遷”,“更法以趨時”。
這一場整肅學風,通過著書立說的方式,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風氣。
再以內閣開會,批判徐階、李春芳、趙貞吉三人作為象征,撥亂反正。
最後通過先帝諭批的形式,嚴飭各級官府,禁止官員們再主持或參加講學,奠定勝局。
這就是新黨建立的基礎。
張居正與高拱親手建立的新黨,對皇帝如今的動作,實在太熟悉了。
這一次次學業考成,一場場經筵問答,屆時到了王世貞手裡,恐怕就是一本《經筵錄》。
其目的在他張居正麵前,簡直無所遁形。
但首輔先生隻能看到手段,卻不知道皇帝要唱哪一出戲,實在是有些怕皇帝不知輕重,矯枉過正——外儒內法這種事,他不願挑破。
可惜,朱翊鈞卻不這麼想。
他直勾勾看著張居正,繼續追問道:“先生,既然國君身為君父,何以改朝換代?”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既然是君父,那還沒聽過兒子殺了父親就能自己當爹的。
所以,改朝換代後,後朝憑什麼能得到承認呢?
如果是因為無道,那父親無道就能誅殺麼?
說不通呀,先生。
其實這話,本身不難回答,但對外儒內法的張居正來說,卻很難回答。
因為這在儒家的框架內,又要繞回到天命上去了。
君父之下,無人能約束,但其上的天命若是有意,換個君父自然很正常。
居於孝道頂點的皇帝,頭上隻有一個張居正不願意拿出來說的天命。
皇帝的表達的意思,在張居正心中,也立刻清晰了起來——隨著天人感應的落魄,移孝作忠,解釋不清楚的事越來越多了,過時的東西,換一個罷。
張居正張了張嘴,又再度閉上。
朱翊鈞則是靜靜看著自家先生,等著張居正的回答。
移孝作忠,在前漢,自然是進步的一麵更多。
可惜,到了魏晉,這一套就滿是裂痕。
到了如今,或者說,在陽明心學誕生之後,這一套更是被徹底解構。
如今的士大夫,講究的是什麼?
是明心見性的自由!
是隨心所欲的本真!
什麼君父?乾成這個逼樣,狗屎!
士林的風潮如此,越是年輕,越不吃這一套。
不僅眼中沒什麼君父,甚至有時還會起逆反作用——泰州學派對於解構皇帝權力的來源,非常感興趣。
朱翊鈞如今為什麼能得到大多朝臣的認可?
因為他是君父嗎?如果是的話,那前身就不會被壓製十年,卻沒能被忠誠孝子擁護親政了。
是故,不是朱翊鈞要放棄移孝作忠。
而是已經被時代放棄的東西,沒必要貼在臉上了。
反而隻會耽擱新生事物的出現。
現實與理論的差距過大,會愈發消磨皇朝的正統性。
既然如此,那就得不破不立。
無論是如今的新報中,太祖皇帝奮自布衣,戡定禍亂,用夏變夷的傳奇故事。
還是經筵中朱翊鈞竭力表現的經學造詣。
亦或者現下逐漸充盈的國庫,日益澄清的吏治。
都是在給淘換老舊經義鋪路,免得到時候動蕩過大。
自己跟李贄做了這麼久的鋪墊,王世貞的文會日期業已定好。
辯經的大事將出,自然要先在內部統一思想。
朱翊鈞今日將房間裡這頭隱身的大象,擺上經筵,就是在征詢首輔的態度,試探經筵官的想法。
文華殿內寂然無聲。
張居正遲疑了好半晌,才語氣乾澀道:“陛下,容臣緩思,下次經筵再與陛下開解。”
小皇帝太激進了,首輔先生一時半會也舉棋不定——畢竟不是李贄那種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