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艾格隆告彆時，普希金自告奮勇，主動表示願意充當法國皇帝和俄羅斯和解的橋梁。
這並不是他突發奇想，事實上，在他剛到巴黎、剛開始聲名鵲起之時，就已經有俄羅斯大使館的高官私下裡來找他，希望他發揮類似的作用了。
毫無疑問，如今法國和俄國是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緊張狀態，也勢必會影響到整個歐洲的格局。
在波拿巴家族剛剛複辟的時候，因為舊日的仇恨，以及對年輕皇帝的輕視，所以俄羅斯對法蘭西帝國采取了最冷淡的態度，不光召回了大使，沙皇甚至還私下裡討論過組織列強再來一次武裝乾涉的提議，隻是因為英國和奧地利的冷態度而不得不作罷。
而剛上台的艾格隆也毫不示弱，在上台之後，他就同樣采取了對等措施，遲遲不派大使前往俄國赴任，並且在波蘭發生起義的時候，他還不顧外交禮節，公開發聲支持華沙的起義者們，甚至還收留流亡的難民。
可以說，兩個國家的關係，因為兩位君主的意氣之爭而完全破裂。
但是，這種情況是很難容忍下去的——在整個國際體係當中，兩個強國如此公開對抗，勢必會影響到他們互相之間的外交空間，浪費各自的資源，也勢必會讓其他國家坐收漁翁之利。
所以，隨著時間的流逝，眼看艾格隆輕易地就平定了波旁家族的叛亂，坐穩了皇位之後，在俄羅斯統治階層內部，“不必再與波拿巴家族對抗到底”的聲音，也漸漸地蔓延開來。
對外交官們來說，不管沙皇多麼討厭“波拿巴小子”，兩個國家終究還是有著緊密的經濟和文化聯係，俄羅斯也需要從法國吸收技術和資金，同時進口各種商品。
至於之前的戰爭，那更不叫事了，歐洲各國打生打死幾百年，日子不還是一樣過？前一刻還打生打死，下一刻就稱兄道弟，這才是常態。
所以，兩國之間的外交官們，已經開始私下裡接觸（同時也得到了各自君主的默許），為關係正常化做好了鋪墊。
當然，對君主們來說，“麵子”不僅僅事關個人，更是統治威信所在，所以無論是艾格隆還是尼古拉沙皇，誰也不願意顯得好像是對對方“認慫”，最終的障礙也就在這裡了。
而這時候，從巴黎“載譽而歸”的普希金，就恰好成為了一個絕佳的契機。
第一，他剛剛在巴黎大獲成功，堪稱俄羅斯人的驕傲，也足以體現艾格隆對俄羅斯人、俄羅斯文化的尊重。
第二，而普希金到彼得堡之後，主動為艾格隆說好話，也足以體現出艾格隆的個人魅力，讓這位大詩人“折服”。
總之，兩邊都可以保全顏麵，並且足以向國民交代了。
接下來，隻要沙皇再熱情接待普希金，並且傾聽他有關於艾格隆的敘述，順便再發表幾句類似於“沒想到這位皇帝陛下還有如此才識，我倒是有點錯看他了”的感慨，事情就等於水到渠成了，剩下工作的交給心照不宣的外交官們就行，他們能夠體麵地把一切都做得妥妥帖帖。
而到時候，兩個國家就會正式恢複正常外交關係，兩位君主互相寫信稱兄道弟，之前的一切爭吵都仿佛沒有發生過。
對於這些外交上的細節，普希金當然不是很清楚，但是這並不妨礙他以自己的熱情，來親身推動這件事。
對他來說，俄羅斯和法國、羅曼諾夫家族和波拿巴家族的那些衝突，都已經是陳年舊事了，現在的法蘭西皇帝，是如此年輕、優雅，討人喜歡，他不應該背負父輩的重擔，而是應該得到他應有的尊重。既然他可以和自己這個俄羅斯人成為朋友，那麼他沒有道理不能和俄羅斯成為朋友。
詩人的這種浪漫想法，多少有點高估了艾格隆的“大度”。事實上，在他的心中，從來沒有忘卻自己早年所承受的痛苦，而這些痛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拜沙皇一家所賜。
哪怕不談什麼個人仇怨，如今俄羅斯帝國以泰山壓頂之勢從波羅的海到波蘭、再到黑海，幾乎吞沒了整個東部歐洲，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壓迫感，讓他心中免不了惴惴不安。
他可以喜歡具體的某個俄羅斯人，但絕不會喜歡俄羅斯，現在跟沙皇的所謂“和解”，也隻不過是權宜之計而已。
但不管怎麼說，艾格隆對普希金的滿腔熱情和好意，心裡還是很感動的——在如今這個輿論環境下，他冒險在彼得堡為自己說好話，想必會引來許多謾罵，而這些他完全可以不管的。
越是感動，他的心裡越是惋惜。
因為他知道，在曆史上，這個可憐的天才詩人，在1839年，就死於一場他自己主動提出決鬥當中。
一位投奔到俄羅斯的法國流亡者喬治·丹特斯男爵，有意去勾引他豔名遠揚的妻子娜塔莉亞，最終惹得他極為憤怒，提出了決定，最後不幸地死於槍彈之下。
在曆史上，這位支持保王黨的流亡者，是因為1830年七月革命當中奧爾良公爵篡位而選擇流亡的，而好笑的是，現在這位流亡者依舊在流亡，隻不過“罪魁禍首”卻變成了自己。
這豈不是說，如果什麼都沒有改變的話，他就等於是死在自己種下的因果之下？
這可不是艾格隆想要見到的結果。
“我的朋友，我非常感謝您主動為我所做的一切，我相信，你將被兩個偉大民族同時銘記。”艾格隆假裝嚴肅地拍了拍普希金的肩膀，“正因為如此，我必須要提醒您小心！也許會有惡毒的暗箭會因此射向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