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著老夫的名頭招攬人才就罷了，居然將老夫的《五經正義》都給利用裡，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孔氣得胡子亂翹想殺人！
這部《五經正義》孔穎達畢生心血之所在，就想著這輩子將這部書編撰成功，皆以名垂後世功成名就，受到後世儒學子弟敬仰。可房俊這麼一弄，必然天下學子雲集，到時候這本書成了儒家一大盛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與老子何乾
可這話又有些說不出嘴，難道要說我編撰這本書就是為了名垂後世，至於什麼“兼容百氏，融合南北”根本就是噱頭
孔穎達的確有借書成名的心思，當然並不完全如此市儈！現在被房俊這麼一摻和，老頭發現自己無話可說了！
這個氣啊！
眼看孔穎達氣得快到高血壓了，房俊趕緊解釋道：“此書規模浩大，絕非一人一力可以承擔。若是能將西漢以來的經學成果儘行保存，使前師之說不致泯滅，後代學者有所鑽仰，豈不是儒家一大功德，作為主編的您來難道就不是備受後人敬仰的先賢聖哲而且越是多的人參與，這本書的影響力就越大，說不定就可以讓《五經正義》被朝廷頒為經學的標準解釋，若是當真如此，就算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經學史上從紛爭到統一的演變過程。到那時候，您就是一個對儒家經學具有總結和統一之功的大經學家。”
孔穎達仔細思索，覺得房俊的話倒也不是全無道理。
儒學從西漢開始便流派眾多，師說不一。
當時《詩》分齊、魯、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其中《禮記》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穀二傳，公羊又有顏、嚴之學。
經學史上稱這些分歧為“師法”。
後來經師又在師法的旗號下更生異說，於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種專家之說。就像樹乾分枝，校又分枝，枝葉繁茂，漸失根本，經義難明。故有“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之歎”。
後來古文暢興，糾葛更生。
《詩》有毛傳與齊魯韓爭雄，《易》有高費與施孟爭勝，《春秋》有左傳異軍突起，《禮》又出現《周禮》與分高低，《書》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
文字今古，師說歧異，種種分歧，更擾得經學講壇迷霧重重。
在此之前，曾有三次全體學術界的大討論。
一是西漢宣帝有石渠閣大會，二是東漢章帝有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不講家法，遍注群經。
石渠閣之會，重點討論今文經內部師說繁粹的問題，討論結果，不僅沒有統一師說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劇了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之議，重點討論今古文分歧問題，結果著為《白虎通義》，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加西漢讖緯迷信統一意識形態，對古文經說的優秀內容無所取正，並未達到學術統一的目的。
這種情況在政權分離之時，倒還可以容忍，但天下統一之後，特彆是自隋王朝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開設明經、進士科取才以後，沒有一個統一的經解作教材和課試標準，勢必給教育和選舉工作帶來很多麻煩。
隋文帝下令考試國子監學生，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給無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眾博士無法評出考卷……
這就尷尬了。
而隨著本朝科舉考試興起，眾多儒門學子得到了晉升機會，偏偏由於儒家經學的答案不統一，給經學考試帶來極大的難度，因此房俊在領導科舉考試改革之時，便大量刪減經學的考題，反而增添了大量有關國學和算學的試題。若是經學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豈有淪落至如此境地
嗯，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壓經學還是什麼，反正儒家子弟就是這麼想的……
作為儒學領袖，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的初衷，便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