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對於財富極度貶斥，將君子與小人徹底對立，言義者為君子，言利者為小人，對於財富極度蔑視，事實上絕大多數言義之君子，皆家財萬貫、豐衣足食……
孟子更為極端，甚至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對於錢帛甚為貶斥，認為有“仁義”便可穿好衣、吃好飯。
當所有人都在貶低財富、提倡仁義道德，那些窮人便可以安分守己的繼續窮下去，哪怕付出了無數的辛勤勞作，卻也吃不飽一頓飯，而富人則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財富，讀書立說、繼續那一套“窮得認命”的歪理邪說……
而這一切之根源，在於古代對於財富之認知。
古人對於“財富”之概念，認為天下財富恒定，有人多取一分、則有人必然少取一分。
《道德經》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其義乃國家當讓利於民，不可與民爭利。
在生產力低下、財富流通幾近於無的年代，有此認知可以理解。
但是當國家庫府充盈、民間財富橫流的大唐，依舊操持著儒家用以治世的那一套，不是蠢、就是壞。
許敬宗素來自詡“言利之小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何看得上儒家口是心非的那一套？
追求道德仁義沒有錯，但誆騙天下人仁義比利益更重要，那就不對了……
孔穎達看了許敬宗一眼，道“君子恥於言利，非是君子不知利之好處，而是要以此引領社會風氣，如若君子言必稱利，則天下人趨之若鶩，仁義道德何存？”
他口中之“君子”，非單指道德君子，而是與孔子口中之“君子”一樣，是指廟堂之上的統治階級。“小人”也非是“道德低下之人”，而是接受統治的尋常百姓。
身在廟堂之上者，要引領風氣，使天下人知曉“義重於利”的道理，如果統治階級宣揚利益為重，則勢必再無人言仁義道德，一個隻重利、不言義之社會，自然人心混亂、秩序動蕩。
許敬宗雖從不自認儒家子弟，但儒學造詣卻不低，可卻不敢與孔穎達辯論，對方無論學術、地位、威望都遠超於他，如何辯得贏？
“我非在意義利之辨，隻在乎以往那些錯誤的財富理論，要以事實告知天下人，財富是創造出來，當舉國上下辛苦勞作，農業、商業等等任何方式都會創造財富，財富或會增多、或會減少，絕非恒定不變！”
現在很多官員已經逐漸意識到，當財富作為銅錢埋藏在地窖裡，這些財富等於零，毫無意義，而當財富流通起來則會出現變量，甚至會在原有的基礎上實現增值，簡而言之，當財富流通加劇，會越來越多。
所以很多人開始諫言，國家的府庫、皇家的內帑都不要囤積大量錢帛，而是要將其儘快花出去，無論通過何等方式，隻要財富流通加劇，整個帝國都會因此受益。
這就是當下朝野上下之主流矛盾，非是“義利之辨”，而是“財富恒定不變”與“財富流通增值”兩個觀點之間的對立。
或曰保守，或曰激進。
是兩種思想之對撞。
孔穎達搖搖頭，道“如你所言，將天下財賦之狀況調查整理、細究財富之真相或可行之，但不管真相如何都不必公之於眾，有些事情即便是對的，卻也不宜大肆宣揚。”
許敬宗對此倒是表示讚同“國家製定政策需要究極根本，但對外宣傳卻不必如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嘛，讓天下百姓知道怎麼做就好，不必讓他們知道為何那樣做。”
孔穎達瞅他一眼，懶得多說。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即便在儒家內部也有多種解釋，許敬宗在此所言自然是最不好的那種解釋，借以嘲諷儒家“愚民”的那一套。
他之所以不爭辯，是因為這話除非孔子複生給出一個確定之答案，否則任誰也拿不出確鑿證據解釋其義，更無法反駁旁人之解釋……
房俊笑道“這就是行文之時不夠嚴謹造成的誤會，假如當年《論語》之編撰者在其中加入標點符號、使其能夠準確斷句，何以有數百年來之爭端？推行標點符號，時不我待啊！”
古文典籍當中沒有標點符號，使得諸多語句難以斷句、歧義增多，是古人當真發明不出標點符號嗎？
非也。
事實上，先秦之時便有“點號”“線號”等等標點符號，那時候的標點符號沒有規範，形體不規則，任意性極大，大多時候隻要作者自己知曉其義即可……但在此基礎之上想要統一標點符號其實並不難。
之所以一直未能有規範之標點符號出現，更多是因為文化人將書籍抬高至極高之地位，使得普通人即便得到一本書籍，因為無法斷句也難明其義，除非有家族之傳承才能看得懂書冊典籍，講究“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來標榜讀書人的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