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充分領會了電影局和中影公司的用意後，略微思考了一下，就拿出來了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執行計劃。
他打算回到日本就先注冊一個版權代理公司，然後就開始嘗試運營這方麵的業務。
今年先小規模試試水，根據市場反饋再製定明年的目標。
一切運營的費用當然由他來一力承擔，非但不用國家掏一毛錢，他還會無條件贈送四成股份給中影公司。
於是麵對寧衛民這般懂事且上路的表態，電影局和中影公司也很滿意，雙方合作的意向就此基本達成。
隻不過分歧也不是沒有。
因為考慮到對於國內製片單位實在是太苦，擔心他們因為目前的體製破罐破摔，越走越出溜，想著是否自己能夠改變一下當下糟糕的情況。
寧衛民也鬥膽包天，提了一個建議。
就是能不能把海外票房的一部分，直接發給製片單位，以鼓勵他們積極創作，才能拍出更多的優秀電影。
然而對這個問題，電影局和中影公司的領導卻很為難，想了半天，還是沒有同意。
不為彆的，誰都明白國內的電影行業在分配製度上早就已經出現重大問題了。
但涉及到意識形態問題，和重新分蛋糕的問題，誰都不敢去碰這個燙山芋。
否則一不小心，是會得罪很多人，讓自己萬劫不複的。
儘管寧衛民是想用合資公司的海外票房反哺國內，並不牽扯到國內的發行製度，屬於繞路而行。
但無論是電影局還是中影公司的人，都知道這種讓製片單位直接拿票房分成方式“後患無窮”。
在目前的體製環境下，一旦開了口子，肯定會人心思變，從而惹出無數的麻煩來。
天知道那些製片單位會不會因此受到鼓勵，又要就國內的票房跟中影公司重新劃分？
天知道會不會有人揪住這一點，去對國內現有的發行方式開炮？
這些情況太不可控了。
領導可不希望見到這樣亂成一鍋粥的情況。
所以沒有彆的可能，他們也隻能給好心的寧衛民吃個軟釘子了。
隻是話說回來了，寧衛民的初衷終究是好的。
他的建議，本質上其實是不惜自己吃虧，甘願自己少拿幾個錢，也想要把錢用在實處，去儘量扶持一下國內電影事業的發展。
所以念在這一點上，電影局的領導終歸還是提點了他一句、
說儘管他的建議不能予以采納，但換個角度，他們也不禁止那些製片單位自己去拉讚助，更不會阻止某些想要扶持國內文化事業的單位主動給製片單位捐款。
如此一來，寧衛民登時秒懂。
這下子，就連他自己都忍不住暗罵自己一聲“蠢”了。
說白了，事兒還是可以這麼辦的，隻是無非換一種出錢的名義罷了。
領導的意思是，隻要不打出票房分成的名義，他自己願意把他的獲利交給誰，去做什麼。那都是他的個人自由。
這不就和他前不久主動表示願意拿出自己在壇宮飯莊的分紅，和幾家投資方的老朋友們一起分享的做法幾乎一樣嗎？
靈活變通一下，采取曲線救國的辦法，也就不存在政策性的阻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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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說呢，麵對這個注定要經曆重大變革過程的時代，怎樣才算真正的通透？
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做事不能太過直來直去，得懂得審時度勢。
在保持初衷的同時，還必須從切合社會環境和實際需要的角度下手才行啊。
有的時候就是得繞一繞彎子。
否則，隻有一腔熱情，隻懂得認死理，那是做不成事的。
至於具體到首批帶到海外的影片選擇，除了電影局領導點名推薦的西影廠《老井》和《孩子王》之外，寧衛民不便拒絕，都點頭應承下來後。
對於其他三部電影的選擇，寧衛民選擇優先照顧了自己的家鄉製片廠京影廠，選擇了目前已經成片的《鼓書藝人》和《金鏢黃天霸》。
而最後一部當然留給了陳培斯的幾年前拍攝的《父與子》。
對於寧衛民這種小小“私心”，電影局和中影的人都采取了默許的態度，並沒有公然反對。
隻是中影公司的人提出《鼓書藝人》中含有不少抗戰的情節，擔心送到日本去公映，是否會遭遇日本人的反感和排斥，不會有太多人來觀看。
然而對於這點，寧衛民卻有自己的主張。
在他看了，至少目前日本國內右翼勢力還不像日後那麼囂張，敢睜著眼說瞎話否定日軍犯下的滔天罪惡。
畢竟當下經曆過戰爭的人，活著的還有不少。
戰爭的創傷已經深入骨髓，這些僥幸活下來的人，那都是知道怕的。
甚至有很多當年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鬼子，都自知罪惡深重，已經變成了堅定的反戰份子。
寧衛民就親眼見過一個日本老頭在東京鬨市街頭罵一夥兒不知深淺的日本年輕人。
就因為這些年輕人在東京街頭打著“旭日旗”穿著舊式軍裝招搖過市，博人眼球。
那老頭兒看到後，當場就用彈舌音，毫不客氣的罵人。
彆看他雖然瘦得像隻火雞，但橫眉立目的凶悍卻把所有年輕人都給震懾住了。
“混蛋！你不要做這種事，這不是日本的光榮，是日本的恥辱!你們年輕人不要再崇拜這些東西，戰爭隻會造成災難！如果你們再這麼做，我們遲早會被全亞洲給拋棄的！喂，你們這些混蛋，都趕緊滾吧，否則我就要叫警察了！”
這些年輕人碰上這麼個老頭子，最後還真是屁滾尿流的跑了。
由此可知，當時如果警察來了，也是會對這些年輕人賣弄“皇軍的武勳”進行乾涉的。
這件事足以證明此時的日本社會，對於戰爭還是充斥著罪惡感的。
否則《李香蘭》的票房也不會這麼強勁了。
那麼有這些人在，日本的右翼分子還沒有充分可以發揮的舞台，就隻能夾起尾巴蟄伏起來了
他們此時可沒勇氣敢公然替當年的那些戰犯洗白。
頂多是保持一種儘量沉默的態度。
他們期待著自己的民族逐漸忘記這段曆史，也更期望他人對這段曆史的忘卻。
他們認為，哪怕是幾百萬條性命換來的教訓，也隻要一代人就可以忘記。
所以對於國產電影來說，這個時候反而是在日本公映抗日電影最好的機會，觀眾還能多一些。
罵你們日本人，還能從你們手裡掙你們的日元，這種機會怎可錯過？
另外，寧衛民也不想讓日本人如願，真的把這些事都當成陳芝麻爛穀子給漸漸忘了。
他得儘自己的努力，給日本人提提醒，也讓日本的年輕人多知道點，他們父輩，祖父輩當年犯下的罪行。
雖然欠了人家的債總是不好受的，日本人普遍期望曆史的債務被儘快遺忘。
但對於咱們這些受害者來說，忘記曆史就意味著背叛。
於是最終，見寧衛民說的這麼頭頭是道，像是有一定的把握，中影公司也就隨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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