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江畋想要籍此推波助瀾的話，隻要告知對方，遠在海外的區區倭國，也有人敢於僭稱“天皇”尊號；並且將這件事情捅到朝堂上去，自然就會有人義憤填膺的站出來，鼓動征討這種僭越。
不過，眼下還不是最適合的時機；如果真要對這時代的倭國開戰，那就需要一鼓作氣將其重創，或是打成滿地的碎片，再慢慢的開發其蘊藏的貴金屬資源。而不是象征性的威懾和認罪服軟就好了。
另一件相關的事情，則是官拜光祿大夫、太常員外卿，兼熊津都督、帶方郡王，百濟王子扶餘隆；在安東都護府的治所平壤城的駐留期間病逝了。朝廷追贈輔國大將軍，百濟王室扶餘氏就此衰微。
而另一位遙領遼東都督、朝鮮郡王的高句麗末王高藏；至今還在洛陽做寓公，也沒有機會卷入高句麗殘黨與靺鞨人的謀逆事件，導致安東都護府的勢力範圍收縮，治所退守遼東的一係列連鎖反應。
如果不出所料的話，過幾年連這位末王都一並去世之後；高句麗境內殘存的反抗勢力，連明麵上可以尊奉的旗幟都不存在，曾經享國柞數百年的高句麗王室，最後一點殘餘影響也就此劃上了句號。
此外，就是上元四年、上元五年之間，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河北道，相繼發生的不同程度旱情；上諭照例派遣禦史中丞崔謐等人，分彆到各道慰問、救濟。然而侍禦史劉思立卻上書勸諫稱之不可。
理由是當下正值麥子抽穗春蠶吐絲的農忙季節，天子派遣使者巡視安撫，百姓固然翹首企待、歡欣鼓舞，忘了生產，乃至期望得到皇帝的恩惠，聚集起來參拜、歡迎使者，對民間的農事妨礙很大。
殊知天子的本意是安撫慰問百姓，結果卻對他們造成困擾反而不美。既然是為了救濟，官署應建立支付的帳薄，大可先委派各州縣救濟，等到秋後農閒，再派出使者到各地考核救濟工作的好壞。
本來事情就此結束，高宗也收回分派各道使臣的成命。但太子李弘這次在朝議上，主動提出另一個方案和建議；既然擔心大臣宣撫影響農事和擾民之嫌，那委任各地官府自行賑災也難免良莠不齊。
因此，無須等到秋後農閒時，再派人考核救濟工作的效果；期間的官府用事無論好壞，都已經對百姓造成了既成事實。因此，完全可以在下令各地官府賑災的同時，由朝廷分派人員進行同步監察。
當然了，這些監察人員的身份和品秩，就不用多麼的高；卻需要足夠的數量，分區進行監察。以正在禦史台見習的那些年輕裡行，就可以勝任之。也無須公開身份驚擾到地方，直接探訪各地民情。
作為天子和朝廷查訪地方的耳目，而非欽命處置事態的大臣，深入鄉裡查訪和監督各地賑濟的進程；然後，再通過專門的驛遞渠道，反饋給朝廷中樞作為日後考績的參照和依據，並列入資曆堪磨。
然而，這個破天荒的提議既出，頓在高宗偶然視事的常朝中，掀起不小的爭議。尤其是當值的宰相裴行儉、郝處俊在內多位重臣，都不讚成這種輕易打破現有禦史監察體係，並擴大其權柄的嘗試。
反是那位代為臨朝的天後，不但出言附和和大大讚許了，太子李弘的主張和提議，甚至還更進一步的建言高宗；擴大這些臨時委派的差遣職權，如果試行效果頗佳，則可就此增擴人手和成為製度。
顯然，在這個正中她下懷的提議背後，是天後一黨更進一步延伸的外朝權柄和影響力；也是宰相郝處俊等人所擔憂和防範的。但這就是堂堂正正的陽謀手段，也是太子李弘沒法反悔和拒絕的結果。
此外，高宗在天家諸子中，改封第七子周王李顯為英王，並根據天象觀測改名為李哲。又在天後的主張和安排之下，冊立豫州刺史韋玄貞之女韋香兒，為續任的王妃。就宛如曆史曾發生過的一般。
高宗還下令：顯慶年間所推行的新禮，多不效法古禮，其後五禮均依照《周禮》執行。從此禮官更加無所憑據，每次遇到大禮儀時才臨時選定。太常少卿鄭休遠為此上書申辯，被訓斥並貶官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