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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建構”屬於一個政治上的中性詞。當然，就像是談及黨派政治傾向一樣，在所謂的中性兩邊，還有兩個略帶貶義或是絕對褒義的同義詞，“民族發明”和“民族覺醒”。
依照西方史學家的觀念，在公元14到18世紀期間，真正完成了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建構”的國家僅有兩個，一個是英國，另一個就是法國。
事實上，大英帝國的民族建構一直都並不怎麼牢固，主要依靠海島易守難攻的天然地理優勢，以及龐大且強悍的海軍艦隊維係著。以至於在一個並不大的不列顛島上，居然一直存在有三個獨立的單元（族群），分彆是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
英格蘭屬於北歐海盜和法蘭克人的混血後代，而北部的蘇格蘭人和西部的威爾士人屬於土著凱爾特人的後裔。
基於對自身民族的不認同，那些移民到北美殖民地的“鄉下人”，毅然決然的擺脫了英王臣民的身份，選擇了獨立；
不僅如此，與不列顛島咫尺之隔的愛爾蘭島，被英國殖民了幾個世紀的愛爾蘭人，依然在反抗英國人的統治。
反觀法蘭西，法國人可能算得上是歐洲最大的“雜種”（非貶義），但另一方麵，法蘭西內部的向心力與凝聚力，也是非常強大的。即便是日後的法國如何衰落，本土之上也沒哪個地區鬨過獨立。
簡單的說，法國最早的居民是高盧人，隨著凱撒的高盧戰記，這一片土地逐漸的羅馬化（拉丁化）。數百年後，野蠻善戰的日耳曼人（法蘭克人）成功的入侵了法國，並成為統治者。
經過上乾年的漫長演變之後，法國的北部形成了法蘭西族，南方的普羅旺斯族。毫無疑問的，前者帶有較明顯的日耳曼痕跡，後者是較純粹的拉丁-高盧人。
另一方麵，在今天的法語裡，普羅旺斯語在語言學上的另一個意思就是法語。最終，法國的兩個族群在大革-命爆發之後，完成了法蘭西民族的融合。
至於其他的歐洲列強，德意誌的民族覺醒要等到1813年之後，也就是拿破侖戰爭的後期；而俄羅斯民族的覺醒需要“十二月黨人”的起義，還有普希金用俄語書寫詩歌，開創了俄國文學；至於意大利的民族覺醒，則是依靠“燒炭黨”在黑暗中點燃了第一把火。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者區彆敵我的方式之一，就是對之前法國國王的臣民提出了三點要求，即著名的“自由、平等、博愛”原則，隻要接受這三點，你就可以脫離國王臣民的身份，並加入到法蘭西民族自我統治的新共同體中來。
因此，這一時期的法蘭西式的國民民族並沒有從語言或者傳統文化的角度來闡釋民族，更多的是從觀念的角度出發去打造一種全新的身份。因為“理性和自由，不會因為隔座山就不同”。
打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法蘭西民族可以進駐尼德蘭地區，翻過比利牛斯山、渡過萊茵河、闖進布列塔尼森林……
正是由於國民民族隻是從理性和觀念出發塑造新的共同體，它造成了一種假象，隻要承認（或者默認）三原則的人，都可以轉變為“法蘭西民族”，他的共同體邊界可以無限拓展，而這也為日後的拿破侖帝國路線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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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曆史常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本時空，等到安德魯上台之後，他在不斷修正另一時空的種種錯誤做法，包括堅持從法理上將法蘭西共和國的疆域，永久的限定在萊茵河、阿爾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與拉芒什海峽（英吉利海峽）劃定的範圍內。
至於其他地區，進駐荷蘭和瑞士，的確是打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而在德意誌、意大利，以及波蘭等東歐地區，安德魯表現更為理性與現實，他是在尊重當地曆史，還有民俗民風的前提下，通過以輸出“年幼君主”的方式，完成對占領區的有效控製。
不僅如此，從1795年開始，安德魯和他下轄的法國中-央政-府，一直在延續、加強大革-命時期的做法，不僅在壓製布列塔尼的獨立性，還在3年前才正式加入法國大家庭的萊茵蘭地區，不留餘力的推廣法語。
比如說，約瑟夫-富歇在擔當萊茵蘭總督期間，他曾向安德魯做出承諾，“會根除那些威脅到新生民族國家安全的語言威脅，把任何一名拒絕學習法語的德意誌青年，徹底地清除出萊茵蘭，以便給那些居住在法國卻不講法語的人一個嚴重的警告。”
與此同時，已經接替奧什成為布列塔尼總督的布律納將軍，在南特召開的一次布列塔尼教育官員暨中小學校長的會議上，毫不隱瞞的對著台下的眾人說：
“公民們，請務必牢記，你們被派到這裡的唯一使命，就是消滅布列塔尼語……是的，為了法蘭西民族的統一，法語必須是法國的唯一語言，所以布列塔尼語言必須消失，永久的消失！”
語言和文化同化的目的，在於增進人民之間的內聚力，創造人民對國家的高度認同。但是，僅有語言的一致性還是不夠的。
現代國家在創造其民族性的過程中，所采取的另一個重要手段，是編撰一種與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相一致的“民族的”曆史，求助於過去時代的合法性，來創造一種現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文化認同感。
現代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在建構民族性時都訴諸曆史，都從曆史當中尋找其訴求的合法性，通過建構一種共同的曆史和文化，來建構集體認同，調動人民的效忠意識和獻身精神，動員人民對政治和其他國家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
安德森在強調現代民族建構的同時，也強調了民族建構過程中發生的這種“捏造”曆史、“發明”傳統的現象，強調這種“捏造”的曆史在增進人民之間的內聚力、形成共同文化方麵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在康巴塞雷斯、克拉克、達維等人的勸說下，安德魯逐漸拋棄了之前對法蘭西學術院和文學院的固有偏見，開始加大了扶持力度。那是他意識到，通過確定法語的唯一性，以及愛國方向的曆史教育，培育民族情感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從1797年開始，“曆史學”作為一種公民教育的手段，堂而皇之地進入法國官方的教育計劃，從最基礎的小學教育開始，再到中學教育，並延伸至高等教育，一個不落。即便是在保守的宗教學校的教育體係中，法國曆史學也屬於強製的一類必修科目。
總之，就是在法國建立大眾化的、標準化的公共教育體係，在學校各個年級教授標準的曆史教材，以法蘭西人曆史上的英雄與美德教育學生，向他們灌輸法蘭西民族的偉大曆史，培育他們的民族主義精神。
為此，身為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安德魯化身為“懂王”，不僅親自參與了《法國史》與《歐洲史》的編撰與審核，而且組織了法國曆史學會，出版發行了一係列的曆史檔案和法國編年史著作。
為此，安德魯還在《費加羅報》上，以“管殺不管填”的匿名身份，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最後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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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主要講述在普奧聯軍入侵法國期間，一名外表怯懦，但充滿正義感與愛國精神的法國鄉村教師阿爾豐斯·都德，在麵對外來侵略者時，配合遊擊隊進行了一係列英勇抗爭的故事。
最終，都德老師為了掩護負傷的幾名遊擊隊員，主動暴露了自己。在教授完學生們最後一課，他義無反顧的走上敵人的絞刑架。
沒錯，安德魯在借助虛構的文學方式，向國民灌輸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來構築一個由他來領導的，全新的且強盛的法蘭西共和國及法蘭西民族。
如果說法國的民族覺醒屬於法係的國民主義，那麼德意誌的民主覺醒，就是德係的先驗主義。而且這種德意誌模式，在另一時空，屬於世界上最為廣泛的一種民族建構思路。
也是在拿破侖戰爭時期，赫爾德依照法國人的經驗，提出了“民族精神寓於語言之中”，同時他反對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他認為民族語言先於理性而存在，是否擁有法國人所謂的理性，並非構建民族的標準。
此外，法國人妄圖以理性主義為借口推廣法語教育，是對早已存在的德意誌民族精神遺產的打壓。基於此，德意誌民族必須儘力發掘以（泛）德語為基礎的古老德意誌文化傳統。
另一時空的赫爾德，其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他不僅為德國在日後反抗法蘭西民族主義的運動中，找到了自身民族建構的法理依據，甚至為19世紀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一種標杆。東歐諸民族運動，芬蘭，遠東的幾個國家都采用了這種路徑模式。
通過先驗主義式的民族思維路徑，民族主義者會宣稱自己的民族在恒久遠的一個時代就已經存在，證據則是能代表本民族的語言、文學、繪畫、音樂，高貴民族精神並非存在於上流貴族人士（通常是講法語的人）的言談舉止，恰恰存在於鄉野民俗阿公阿婆的精怪故事中，正如格林兄弟不遺餘力搜集德意誌民間故事，瓦格納在齊格飛的日耳曼多神教中尋找德意誌民族精神一樣。
不過在本時空，赫爾德的上述哲學思想並沒有出現在普魯士和德意誌。那是在1797年的冬天，由於連夜撰寫《與上帝的幾次談話》係列的赫爾德，因為突發了一場傷寒，醫治無效後逝世於家中。
對於可能威脅到安德魯法國核心利益的，這些“尚未出名的曆史名人”，穿越者一貫都是提前重拳出擊，直接在肉體加以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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