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並非如此，因為俄國內部各派勢力會由於外來入侵，而放棄彼此成見，同仇敵愾，越戰越勇。情形就像是1792年9月，普奧聯軍進攻法國那般……”
在安德魯隨後的解釋說，俄羅斯的宗教（東正教），對於俄羅斯人的死亡觀念有著深遠的影響。由於東正教是俄羅斯的主要宗教，對於死亡和靈魂有著獨特的看法和處理方式。
該教會認為，靈魂在人死後還會存在於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不同於現世，但死亡並不是永遠的終結，那裡也有生命和永恒。
所以，大多數俄羅斯人（主要是農奴），堅信自己的靈魂是不朽的，因此死亡並不是太過懼怕。大部分由農奴充當的俄國士兵，他們心甘情願成為軍隊的炮灰，軍官的奴仆。
從葉卡捷琳娜二世開始，俄羅斯的文化也開始出現了一些民族主義色彩。
當然，這裡的俄羅斯人多是俄國貴族與城市的布爾喬亞，他們看重民族榮譽和民族自豪感，將自己與俄羅斯的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
事實上，俄羅斯民族的覺醒，已在彼得一世時期開始萌芽，發展在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時期，完成的時間是在20多年後，標誌性事件除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還有普希金用俄語書寫詩歌，開創了俄國文學。
如今，對於很多享受了國家利益的俄羅斯貴族和城市有產者來說，犧牲自己是保衛國家和民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這種願意犧牲自己，為國家和民族服務的愛國情緒，可與法國和波蘭媲美。所以，一旦遇到國難當頭，俄國人總是能團結在一起。而這，也是很多俄羅斯軍官不怕死的原因之一。
回到另一時空，瀏覽俄羅斯曆史上的那些偉人、領袖，或是獨-裁者，其實打仗都不怎麼行。無論是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等人，沒有一個是傑出的軍事家。
尤其是被後世尊稱為“大帝”的彼得一世，其前半生打得都是敗仗，而且是輸的非常慘的那種，差一點就輸光了所有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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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縱觀俄國曆史上的對外戰爭，幾乎每一次都是打得磕磕絆絆，傷亡慘重，無論是跟波蘭人打，跟瑞典人打，跟芬蘭人打，跟奧斯曼打，跟普魯士打，沒有哪一次是一帆風順的，
然而最後的勝利者，幾乎總是俄國人。因為他們的心夠狠，下得了血本，堅持得到最後。俄國幅員廣袤，橫貫歐亞，這一方麵給了它無與倫比的戰略縱深，另一方麵又讓它無懼任何封鎖。
如今，安德魯迫不及待要在波蘭土地上，開展一場自上而下的，轟轟烈烈的“大變革運動”，就是準備要在東麵的俄國，積極煽動一場法國式的暴力革-命，
至於選擇的革-命試點區域，並非幾個波羅的海小國家，而是波蘭的傳統領地，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地區。
安德魯的真實目的，無非是借助數年後爆發的“馬鈴薯瘟疫”，引發糧食大減產，導致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境內出現大饑荒，繼而在當地民眾與俄國貴族之間，營造不和諧的對立情緒。
一旦，逃亡貴族在俄國-軍隊的支持下卷土重來，勢必不會承認土地革-命的既成事實，自然而然會沒收農民的耕種地，將他們再度貶為毫無人身自由的農奴。
如此一來，雙方的矛盾就因激化而最終爆發。
安德魯深知，暴力與恐懼才是動員底層民眾的絕佳手段。這場在異國的“土地革-命”的根本實質，就是一場利用宣傳、暴力和恐懼，所進行的大規模社會動員運動，並人為製造兩個對立階層農民與貴族（俄國當局），相互仇視與彼此廝殺的“投名狀”。
至於財富與土地的沒收與再分配，隻不過是為實現這種“投名狀”運動，即成功地發動大批農民，實現了政治與軍事鬥爭的勝利，而在前期設下的“帶毒誘餌”罷了。
為了進一步推動“革-命的迅猛發展”，那些被縱容的雅各賓派激進分子會采取一切手段。
而這種手段，就是殺戮！
激進分子會效仿1793年的巴黎，提出一個極為響亮的口號：
“誰不站在我們這邊，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不是支持，就是反對；不是殺人，就是被殺，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至於被屠殺的對象不僅僅是俄國人、反動貴族，還包括其他不合作的農民。
在曆次主動，或是被動地參與到這些殘酷事件之後，農民們無奈的發現，原來他們已經不能洗去手上的鮮血，由此不得不舉家踏上投靠“西麵解放者”的不歸之路。那是殘酷的一係列屠殺，使占領區的社會關係徹底對立，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如此一來，安德魯的戰略目的就達到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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