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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英宗皇帝還未親政，所以上午的時間被安排學習四書五經和史籍經典，下午需要去練習騎射。
晚上還要溫故而知新，誦讀白天所學的知識課文。
練習騎射，或許這也是英宗皇帝敢禦駕親征的原因。
同時，書法練習也不可懈怠，“凡寫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
滿滿當當的課業日複一日，幾乎沒有假期。
另外每天還要抽出時間聽三楊內閣給他講解政務，可以說一天到晚都沒有閒著的時間。
或許有雷雨大風等極端天氣出現的時候，其才能免除學習，得到短暫的休息時間。
明朝雖出了不少荒唐的帝王，但初中期的皇帝還都算得上勵精圖治。
特彆是在子女教育上，他們能做到言傳身教，起到模範榜樣的作用。
彼時，他們經常將自己的讀書心得、治國經驗和人生經曆編書成冊，以便流傳下去為後世子孫提供學習教材。
明太祖朱元璋就在《明太祖實錄》中，以漢武帝和商紂王做對比。
“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用此話來告誡子孫要懂得惜民惜才，不能奢靡無度，壓榨百姓。
除此以外，明成祖朱棣編纂《聖學心法》。
他以自己的治國思想和政治方略教導太子，希望其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素養。
而後，明宣宗朱瞻基製訂的《帝訓》和明憲宗朱見深編纂的《文化寶訓》也被經常拿來教導皇族宗室子弟。
也正因此，博覽群書是作為皇儲和皇室子弟最基本的素養。
皇室的藏書閣遍集天下名著，為皇子們創造了很好的學習教育氛圍。
朱元璋在剛攻克元朝時，命人將元代遺留下來的珍貴典籍都帶往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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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也經常派人在民間尋找遺書，把找到的書籍都保存在文淵閣。
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又命人“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
每次藩王有立功表現時，除了賞賜金銀田地，也會慷慨獎賞大量的古今圖書。
但光會紙上談兵是遠遠不夠的，除了理論教導，明朝皇帝也注重培養太子和皇室子弟們的實踐能力。
朱元璋治國期間就有過規定，當舉國上下在郊外舉辦盛大祭祀活動時，皇太子必須留在宮中處理各項政務，其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培養未來儲君的治國能力和處理政務的能力。
這種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學以致用的出閣學習製度對太子的能力提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令其能“講經說史，徐揚德性，博古通今，庶可以承籍國家之重”。
如此一來，國家未來有明君可以，也就維係著整個政治局麵的穩定和平。
隻可惜，土木堡之變以後，這項祖製就逐漸偏離了原本的方向。
到了明朝後期，各個皇帝開始有意拖延太子出閣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