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都批示同意，文件自然就生效，或是提出上會討論什麼的。
大明朝人浮於事，其實也隻是後世的說法，實際上大明朝的官員數量是真不多。
即便補充一批書吏進衙門幫忙，但受製於小政府模式，其實每個衙門的官吏數量也不算多。
本衙門內的公文倒是不會受太大影響，但是跨衙門的公文就很難說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兒記錄下來，隨時可以追查問責，無疑是提高辦事效率的一個辦法，特彆是對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諉的時候，有這份記錄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執行情況。
張居正死後，閣臣申時行等人以為考成之法，不過催征錢糧、捕獲賊犯、提問官員三事其實是有失偏頗的。
以史為鑒，我們後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經遇到過了，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要多讀史書的原因。
張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樣，不是無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東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據以前的製度改革發展而來。
據《周禮》的記載，周天子會定期巡視各諸侯國，考察每個諸侯的政治業績，同時還要求諸侯們定期述職。
六國統一以後，秦國製定了《為吏之道》，是專門審查考核職官的一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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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考課製度就已經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編就是“考課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關於官員職務犯罪的《職製》篇，可以看出對官員的考課已經法製化了。
考課，其內容就是調查官員的功過和業績，官員的升官降職、賞罰以及俸祿就與考課相關，同時也是整頓吏治和鼓勵官員的有效方法。
宋代機構冗雜，多餘人員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製度隻重視資曆，卻不重視政績，導致考課比較形式化、空洞化。
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訓，考課製度更加嚴格。
因為皇權的強化，明代的考課製度更加維護君主**，吏部考功司“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都禦史的重要職責則是“遇朝覲，考查，同吏部司賢否黜陟”。
這兩個機構相輔相成，不僅分工協作，而且相互監督。
管理考核有考滿和考察兩個係統，考滿是“內外官滿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所謂的“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遺意”。
因為根據官員所在的地區和等級的不同，考滿體係和內容以及晉升任免的標準會不同。
張居正的考成法源於以前的考課製度，由於沒有整肅朝廷的紀律，官僚**現象頻頻發生。
張居正在隆慶年間上《陳六事疏》中就寫道，“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
由此可見，明代吏治到隆慶的年間已經破敗不堪，主要弊端就是對於皇帝的詔書，官員隻進行傳達，對於實行過程、執行結果也無人過問，這就使朝廷的詔書成為擺設，沒有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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