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div更要命的是，不止農民。就是直接參與生產的匠人、雇工，同樣也不符合要求。
塞裡斯的工匠有著和農民一樣的習慣。相比於英格蘭同行，他們的行為方式十分有特色，。
比如，當地人把集體停工歇業的行為稱為“叫歇”。在明清時期，這其實是個十分常見的舉動。而且，可能是得益於特有的高組織傳統，他們很快就發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行動方式。
和喜歡打砸機器，搗毀廠房的英格蘭工人不同，塞裡斯的城市雇工對於生產設備沒有太多仇恨。他們更喜歡組織起來，搗毀商人住宅，打砸老板本人。
而且，和歐洲那邊的傳統方式不同，官府對於這種行為，一直持一種曖昧的態度。哪怕是公認殘暴的清朝，對此都是能不管就不管，寧願裝作看不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蘇州發生了一次波及全城的“叫歇”。從事布匹染色的工匠，因為不滿足於過低的報酬，宣布停工歇業。這種行為不知道算不算單純的“罷工”，因為成千上百的匠人很快集結起來，主動出擊，四處抄打染坊老板和包工頭。多名商人慘遭毆打，整個行業完全停頓，根本沒人敢開工。
按理說，蘇州是江南紡織業的中心城市之一，在當時整個世界，都是影響巨大的城市。這種行為，無疑會妨礙生產，影響整個產業鏈。但官府對此，卻始終保持沉默，無論商人們怎麼請求，就是不樂意出手。
結果，這一次的抄打事件，前後持續了整整一年。等眾人都打夠了，官府才姍姍來遲，表示要出麵調停。
對於類似的事件，官府的態度也相當統一。官吏並不樂意像商人期望的那樣，對叫歇打人的工匠從重處理，而是始終定性為“商匠爭端”，最後的裁決往往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這類裁決的案例數量眾多，留下非常豐富的記錄。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官府出麵，要求商人增加工匠的收入，同時也要求工匠不再鬨事。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造紙業工匠和雇主發生衝突，官府就裁定，工坊主必須給工匠提升待遇，並且如實發放，否則按照應重律，杖八十。工匠也不準再合夥要求漲價，否則按照把持行市律，也杖八十。就這樣，實現了字麵意義上的“各打幾十大板”的警告。
在調停之後，官府不知道為什麼，還喜歡刻碑記錄，稱為“工價碑”。上麵會刻上調停結果，並宣布各方都同意遵守，永不更改。
當然，現實是，這類結果經常也持續不了多長時間。雙方一般很快又會相互不滿，再次打起來，而官府也會再次調停，重複上述步驟。由於這種事情重複的次數太多，在江南地區留下了數量眾多的“永不更改”碑，為後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材料。
同時代的英格蘭，打砸機器都會受到嚴懲。議會甚至專門設定法律，允許對破壞機器的人處以死刑。但在同時期的江南地區，官府卻對此並不熱衷。
哪怕是這種大規模毆打工坊主的事件，官府也堅持定性為極少數“流棍亡命”在其中使壞，專門“東挑西撥，借景生端”，才引發矛盾。絕大多數參與者都不會被處罰，連領頭的“亡命”一般也就是遣返原籍，或者枷號示眾。
說到底，官府對於保護工坊主利益，並沒有多大興趣，而是非常注重維持社會的整體穩定——哪怕隻是表麵上的。
隻要不打出旗號造反，官府根本懶得冒著風險去鎮壓。一旦工匠的行動聲勢浩大，還會主動犧牲商人利益，迫使他們滿足工匠的條件，以防止事情鬨得更大。
在郭康前世那個時代，流行著一句話，叫誰贏老百姓支持誰。但從曆史表現看，官府才更像是誰贏支持誰的。
這個其實也不難理解哪一方更能打，他們在矛盾徹底激化之後，可能造成的破壞就可能越大，鎮壓的代價也就更高。所以，隻要不觸及底線，官府就下意識地更偏袒這一方。
在江南地區的商匠矛盾中，商人的表現十分不堪。他們豢養的行會打手和黑幫勢力，在成群的工匠麵前幾乎沒有存在感。前後幾百年，就沒見鬨起來之後能起作用的……所以官府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種現象，甚至不止出現在地方官府，也不止在對付私營工坊的時候才這樣。
乾隆年間，京師地區，戶部寶泉局的工匠發生叫歇，引發了童光榮案。這些工匠負責為戶部鑄造錢幣，屬於重要的官府直營工坊。由於朝廷下發的工錢減少，工匠不滿，要求補發工錢，並把之前的虧欠也都補上，否則就不乾了。
寶泉局監督丁廷讓前去勸說，提議補發工錢，先複工，然後慢慢核算之前的虧欠，但工匠不樂意接受。談判無果，戶部侍郎三和也去勸說，但依然沒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