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聽眾都對這個理論很感興趣，還有人問他這是哪個典籍裡的記錄，自己也想看看。
郭康對此也很支持。
“這是一套係統的理論，對我們來說有很大的參考意義。”他告訴眾人：“諸位要是有興趣，我可以找一些送給大家。”
“不過，這些書籍，原本都是漢語文言寫成的。”他想了想，又補充道：“雖然之前有人做了希臘語的翻譯，但翻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含義的損失和變化。真要看原義的話，最好還是請懂得漢語的兄弟幫忙，大家直接去學習和思考，這樣既有助於體會意思，也能順帶學習下這門語言。”
“在古典時代的東方經書裡，《春秋》一係算是最好懂的了。從這裡入手，應該也會方便很多。我當年跟著外公學經的時候，就是這種感覺。”
眾人紛紛表示明白了。
和其他教會不同，紫帳汗國不限製經書的翻譯和語言的使用，甚至鼓勵大家多翻譯多傳播。這和宗教觀念沒什麼關係——或者說，是因為汗廷就沒什麼宗教觀念，一直也不太在乎教義方麵的問題。
他們關心的重點，主要是文化上的影響，以及如何處理這地方一團糟的語言。而且，因為羅馬教會的三本經書，最早是漢語寫的，不翻譯也不行。所以為了進行推廣，幾乎在推出的同時，就有了希臘語譯本。
至於更多的人，他們的語言和文字更加雜亂。按希臘人的歸類，他們說的都屬於斯拉夫語方言。但這個地方，和中原不同，語言和文字是緊密掛鉤的，兩種不同的方言就有不同的寫法，細分起來，隨便兩個村子都能算作不同的文字，這樣肯定是不行的。
汗廷當時的對策，是招募一批教士進行培訓，然後讓他們去培訓其他人。
早在幾百年前，希臘教士西裡爾就基於希臘字母，發明了一套注音符號，用來對斯拉夫人的語言進行記錄。不過羅馬教會認為，隻是注音而已，沒必要搞這麼多係統出來，否則大家學完這個又要學那個，豈不是白白多費工夫？
所以，這其實又是那個關於語言的老問題了。
在一些高級教士看來，希臘人也好，斯拉夫人也好，其實都是沒有文字的。《說文解字》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而文這個字，“錯畫也，象交文”。意思是說，倉頡造字的時候，用的是象形手法，采用交錯的筆畫來進行記錄，這就叫做文字。後續的眾多類型，都是在這個基礎上衍生出來的。
數千年來，漢字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但語言的變化和文字的變化，是相互獨立的。
這個時代的學者們已經知道，不同時代的文字和口音都有可能不同，但文字的變化趨勢十分明顯，就是隨著書寫材料的變化，向著更方便書寫的方向發展。這種變化，和口語發音的變化，相互之間卻沒什麼關聯。
而這邊的所謂文字，就正好反過來——這東西是跟著口語走的，所以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了。
在漢語中，方言的出現和語言本身的變化，都不影響字形，不會改變書寫方式。但在地中海世界各個語言裡，就無法做到。正是這種現象的發現，讓教士們產生了這類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