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才是給郭康最大啟發的地方：現在漢語固然和軍事息息相關，但哪怕去軍事化、通俗化，這種白話式的羅馬漢字體係，同樣是可以延續下來的。
當然，在整個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其實也出現過類似歐洲的嘗試。一些文人試圖用漢字作為表音符號，書寫方言。比如徐誌摩，就寫過以漢字記錄的吳語詩。
這種用法，大概就和古埃及人有段時間的行為差不多，都是拿文字當表音符號用，所以其實也不是不行。不過這方麵的嘗試，即使在當時也並不多。儘管得到胡適的大力支持，但在後世也不太出名。
至於胡適自己為什麼不去研究這種真正的“地方性書寫”，也沒有注意到其與白話文的矛盾之處，結果可能很簡單——他不會……
而且，“不會”的還不止這一方麵。歐洲的地方性口語書寫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和政治、和國家構建緊密掛鉤。在歐洲各國的敘事裡，近代啟蒙的過程，就是古典和中世紀帝國紛紛瓦解的過程。隨著舊帝國的紛紛崩潰，曾經的通用語也隨之死亡。新興的國家則以本地口語為基礎，構建出一套語言文字，作為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一。
而在後世學者看來，胡適就沒理解這種口語書寫的實際意義。他的理論也很生拉硬套，因為他著眼的，始終是書寫，而不是發音方麵，這不但不是民族國家模式的一部分，反而正好是他激烈抨擊的那種“帝國傳統”。
硬類比的話，就是好不容易在歐洲各國廢除了拉丁文，結果開始在各國普及法語了。啟蒙之前，大家就說通用語；啟蒙之後，大家說另一種格式的通用語。鬨了一大圈，還是沒能建立各地獨立的書寫體係，那這不白啟蒙了麼？
這個問題，當時也有人指出過，然而胡適半懂不懂，沒有做出實質性的舉措。一直到50年代初，他才反應過來……
同樣，胡適等人當時認為，白話文與漢字拚音化是並不矛盾的，有個先後關係，所以二者都得到了他們的鼓吹。但從歐洲的經驗看，如果推廣了白話文，讓口語和書寫更加接近，實際上就擠占了拚音化的生態位。
再加上，法國已經證明，近現代國家已經具有統一口語的能力，這種白話和相應口語，自然就會把地方性書寫給取代掉了。這兩個觀點一起提，不是互相矛盾麼？
對於這個問題，民國大師們同樣沒有提出過任何可行的方案。而最後實現的，是白話文和對應的標準口語快速擴張，斷絕了其他路線的可能性，連羅馬化拚音也淪為了輔助工具。以至於直到百年後，歐洲人還是認為塞裡斯更多地繼承了古代帝國的遺產，而不是像巴爾乾地區那樣，成為標準的民族國家。
按理說，這些人很多都有留洋經曆，但不知道最後學到了些什麼……
所以隻能說，有時候路徑的選擇可能很簡單，隻要大師們足夠菜就能實現了。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麼讓人哭笑不得，上哪講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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