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羅南具有基本的同情心，但要說他能時時刻刻想到底層的苦難，那也太高估他的道德感了。
感同身受是很困難的。
雖然羅南自小無父無母，但姑姑和姑父給了他中產家庭應有的一切物質條件，並儘可能彌補他親情上的缺失。哪怕十歲開始進行禁忌實驗，有兩位長輩豐厚的零花錢，有莫雅的接濟，基本上他從來沒有為錢發過愁。
所以他追求的從來都不是實利，而是某種理論上的完備以及基於該理論基礎上的尊重和認同。
他其實不太懂底層的生活。
哪怕是現在，身處這個濕冷的六人間，看著這些已經事實上被社會機器清掃進垃圾堆，隻等最後掩埋的半腐爛之人，他直觀的、出於同情的不適感受，在心中沉澱之後，仍無法說“感同身受”之類，而是自然以理性為依歸，最後變成了一個冰冷的技術問題：
這樣的群體長期存在且持續擴張的話，在地球本地時空應用“夢神孽”的手法，會成為一個潛在威脅。人心**是沒有邊際的，無限挖掘開發，沉渣泛起，最後生出的就是不可控的“孽種”。
宇宙大曆史上關於遺傳種、關於這個領域的研究已經很多了，好像這就是遺傳種幾無可避的命運。一時之偉人、更高等級的文明可以從社會學的領域暫時緩解，大部分仍是跳不出去。
倒是李維，可能會比較希望看到這些事：死去的生命毫無意義，掙紮在社會邊緣的活死人卻可能成為最致命的爆彈。
思維沿著這條線拓展開來。
羅南還記得他在巔峰會議上的許諾，要進行全球普查，查明“臟人”和畸變感染者的分期分布。
答案其實早就有了。
從“斑生輪”的普遍性就能看出，低收入群體和荒野遊民的特征高度相似，部分重疊；遊民回城政策是否有效控製了這種低生活質量人群的增長？
全球人口的“生命年輪”生長狀態顯示：並沒有。
老埃爾斯的“重建經濟學”提出快五十年了，形成並穩固了巨型都市圈經濟和政治架構的“大基建時代”開始也有三十年了。在權限社會的政策催化下，地球人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飆升，已經恢複並超過三戰前的水平。
這種增長速度其實是很反常的。
從地球現存百億人“生命年輪”的生長套疊情況看，在畸變環境的圍困下，當然也是在現有利益切分模式主導下，生存資源相對不足，完全沒有必要采取如此激進的激勵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