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毫無疑問，蕭大亨是個實學派官員，而且還是一位實學派老將——畢竟人家生於嘉靖十一年，今年已經六十有八(虛歲)。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也隻剩兩三年的仕途。
後世官場往往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一說，於是出現所謂的“五九現象”，意指一些官員在退休之前思想墮落，放棄原本可能不錯的操守大撈特撈。
大明朝當然也有類似的現象，但很有意思的是，這種情況至少相對於後世而言反而並不那麼常見。為什麼呢？可能是因為這個時代的官員越是到了臨近致仕，反而越是在意身後名之故。
在後世，父輩的好名聲對於後輩隻能說多少有點好處，但一般並不會很明顯，而在大明這樣的時代卻不同，父輩、祖輩的好名聲對於後輩來說簡直是巨大的財富，且不說朝廷本就有恩蔭等製度，就算沒有，社會收益也難以衡量。
這樣的社會風氣，就導致很多官員反而擔心晚節不保，越是到了臨近致仕，越是謹慎為官，輕易不敢拿自己的官聲名譽開玩笑。
蕭大亨也是這樣一位老臣。本來他出身就不太好，登榜不過同進士出身，與沈一貫差不多，都屬於是朝廷高官中當年成績吊車尾的水平。
成績這東西考完就定了，沒什麼辦法可以改變，因此想要一個好的名聲，就隻能在為官生涯中一點點積攢美譽。蕭大亨為此花了大半輩子的時間，終於以貧寒出身做到總憲，成為朝廷七卿之一，他對此不僅自豪，而且滿足。
[注七卿是一個說法，即都察院左都禦史與六部尚書，可以看做大明朝廷的七個實權職能部門一把手的合稱。]
作為堂堂左都禦史，蕭大亨對於皇帝咳血一事是有了解的，而且也收到了南寧侯府傳來的某些關照。
因此，在趙誌皋回府與鐘兆鬥商議的次日，當蕭大亨聽說鐘兆鬥上疏建議應該由都察院與東廠合力督辦翊坤宮之調查時，他並沒有太驚訝。
根據高務實派人送來的消息看，鐘兆鬥的奏疏不過隻是前奏，後續還有其他表演，而自己暫時不必表態，靜觀其變即可。
果不其然，鐘兆鬥的奏疏隻是揭幕，很快又有六七名科道官的疏文同樣提出此議。蕭大亨簡單打量了一番這些人的名姓，發現全都是心學派言官，而且幾乎都是與趙誌皋相關的——不是門生，便是鄉黨，最不濟也是曾經接受過趙誌皋的恩惠。
蕭大亨隻是被動的接收了一些從南寧侯府送上門的消息，但他並不清楚這件事內部究竟還有哪些門道。不過，既然趙誌皋的人開始提議都察院在此事之中更多的發揮作用，那似乎應該是他與高閣老達成了某種協議，至少是某種默契？
蕭大亨心中有些推測，但依舊按兵不動，也沒有對此發表看法。接下來不久，他收到內閣傳出來的消息，說皇上派了司禮監太監詢問內閣對此有何看法。內閣因此開會商議，結果不必提，“全票通過”了支持鐘兆鬥等人提議的決定。
這消息蕭大亨不是很相信——不是說不相信這個決議，而是他覺得“全票通過”這件事很可疑。
之前高務實的傳話雖然說得有些含糊，但大致上的意思也無非就是預判趙誌皋與沈一貫二人可能意見不和。
假如高閣老的猜測成真，那麼趙誌皋這一派的提議沈一貫就應該反對才是，怎麼可能“全票通過”呢？這沒有道理啊。
不過沒過多久，蕭大亨轉念一想又明悟了過來。是了，都察院與東廠同時督辦，意味著外廷在此時之中的話語權增加，那麼作為外廷代表的內閣，先天上就應該支持。
那也就是說，王家屏作為首輔必然讚同。這樣一來，趙誌皋提議，王家屏讚同，高務實也肯定是讚同的，於是梁夢龍、周詠自然也讚同，六位閣老已然有了五票。此時此刻，沈一貫自知反對也沒用，那不如乾脆也表示讚同算了——畢竟這是外廷的政治正確。
事情到了這一步，蕭大亨就必須表態了。不過此時已經過了上疏的時間，他隻能寫條陳遞給內閣，表示自己十分樂意在此次調查之中發揮積極作用雲雲。
條陳送到內閣，很快便有回複。內閣方麵排了刑科都給事中錢夢皋與工科都給事中鐘兆鬥聯袂前來拜訪，說是來和蕭總憲商議都察院與東廠聯合督辦調查翊坤宮一事。
對於這二位同時前來，蕭大亨是有些意外的。關鍵就是高務實之前說過，趙誌皋與沈一貫意見不和。既然各自的師相大人意見不和，這二位科長怎麼就聯袂而來了呢？
當然，蕭大亨也知道，這兩位科長以往交情一直不錯。當初，不管是為了表現出心學派的團結，還是什麼其他原因，這二位在此前一兩年裡總是表現得很親密，甚至有那麼點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之意。
然而當初是當初，現在是現在。當初是趙誌皋與沈一貫都不過新晉入閣，地位十分不穩，需要表現出攜手共濟的模樣；現在卻是趙誌皋與沈一貫在大局勢的判斷上出現了矛盾，那他倆的門生怎麼還能一齊出現呢？
蕭大亨就是在這種疑惑中吩咐僚屬將他們二人迎入都察院的。
此時且把時間回撥一下，說說錢夢皋與鐘兆鬥是怎麼聯袂前來。原來，沈一貫在會議上發覺自己處於孤立時，就已經感覺出情況不對，略加思索便知道趙誌皋打了什麼主意。
沈一貫自然不肯坐以待斃，同時也對趙誌皋陡然跳反這件事大為光火。不過，他到底不是個胸無城府之輩，不會當麵跳出來說一些隻會親者痛仇者快的蠢話。
沈一貫立刻表示，科、道本不分家，既然內閣已經決定此事當由都察院介入，與東廠聯合督辦，而之前大家又已經商議說應該讓錢夢皋這個刑科科長發揮一些作用，那麼聯係起今日提出都察院介入之人也是另一位科長，則不如兩者同去都察院，也好科道攜手共襄盛舉。
其實沈一貫這個說法，既有道理，也沒道理。特彆是他說“科道一體”，其實這話就很有問題，雖然科道官統稱言官，然而科、道其實並非“一體”。
科、道當然都是監察機構，但有明一代的六科十三道究竟如何行使監察權？從體製的角度而言，大明是以“禦史為台、六科為垣”。
這話有點抽象，得說明一下。明朝創建之始，中央設中書省、大都督府、禦史台“三大府”，這既是元朝的舊製，也直承秦朝的丞相、太尉、禦史大夫的“三公”並立。
當時，朱元璋對“三大府”的關係做了概括“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禦史台糾察百司。朝廷紀綱，儘係於此。”
但是眾所周知，此後不久便發生了朱元璋廢除宰相的事件，而國家製度也隨之進行重大調整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和都察院都禦史並稱“七卿”，直接對皇帝負責，六部分掌國家行政事務，都察院則取代禦史台，成為明朝的最高監察機關。
當然，都察院並非一個簡單的中央機構，它其實是一個可以和六部相頡頏的龐大係統。
《明史·職官誌》有載，都察院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有奸邪亂政、結黨營私、作威作福者，以及無所作為、貪婪無恥者，學術不正、鑽營仕途者，皆在彈劾之列。
說是這麼說，但都禦史以正二品的大員，如果完全履行這一連串的“劾”，則難免有“搏擊”之嫌，甚失大臣之體，這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