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飛白？廷弼？
是的，這位觀政進士名廷弼，字飛白。哦，對了，他姓熊，熊廷弼，萬曆二十六年同進士出身。
既然是同進士出身，說明他在人均卷王的會試中考得並不算好。
實際上，二十六年戊戌科進士金榜除了一甲三位進士及第之外，還有二甲進士出身五十七名，這就六十位了，而熊廷弼在三甲之中也不過名列第一百一十五名而已。
按理說，這樣的成績實在不太可能成為高務實這位文華殿大學士身邊的觀政進士才對，然而熊廷弼也有優勢。
他的優勢就是，高務實對明末曆史的了解使其對熊廷弼印象非常深，而當年殿試考完之後所舉行的館試——也即庶吉士考試——禮部右侍郎蕭良有便是館試考官之一，因此熊廷弼通過了館選，成為庶吉士。
散館之後，熊廷弼很快便接到了調令，成為了高務實身邊的觀政進士之一。
這話說明白點，其實就是高務實在背後“保送”了熊廷弼一把，讓他的人生與原曆史出現了區彆。
原曆史上熊廷弼聞名於明末，聞名於其救時之見，更聞名於其悲情之死，但很少有人提及他的早年。其實，隻要知道他的早年，就會知道他考中三甲第一百一十五名已經極不容易了。
原曆史上的萬曆十一年五月，當二十四歲的努爾哈赤起兵攻打圖倫城，打響他建立後金政權、一統遼東的第一仗時，他未來的對手，時年十四歲的熊廷弼還在湖廣江夏的老家裡，一邊勞作一邊讀書。
是的，熊廷弼出身貧苦，吃頓飽飯都很不容易。因為家境貧寒，交不起學費，熊廷弼曾多次輟學。當然，對求知的渴望，對出人頭地的向往，又總是支撐他攢錢回到學堂繼續讀書。
然而這樣一來，他的求學進程也被耽擱了不少時間，讓原本天資聰穎的他也直到萬曆二十五年時才以二十八歲的年紀一舉考上金榜。
本書第一卷就說過，有明一代的進士從年齡上看，高中金榜時的年齡以三十出頭為最多，然而那裡頭絕大部分都是家中殷實、不事生產的“專業讀書人”——比如高務實這種就很典型。
然而熊廷弼屬於自小就開始了“半工半讀”，平時隻能在打零工、乾農活與讀書之間不斷切換。就這，人家還在二十八歲高中金榜，說他讀書不行，那實在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
不過，縱觀熊廷弼一生來說，科舉高中這件事情對熊廷弼來說，是幸，也是不幸。
“幸”體現在熊廷弼借由科考，實現了由民到官的階級攀升，有了實現自身抱負，留名青史的機會。
“不幸”則表現在，他進入了一個有著激烈黨爭的朝野，而偏偏他自身又有著剛烈的秉性，最後必然無法全身而退。
熊廷弼考中進士，由於隻是同進士第一百一十五名，而他家境貧寒自然也就意味著在京中不可能有前輩照料。於是熊廷弼既沒人關照，也沒能考過館試，第一次出任的官職當然非常不起眼——保定推官。
而與此同時，不僅他未來的對手努爾哈赤正在遼東一帶蓬勃發展，這個時候的大明朝野，卻還充斥著激烈的內鬥，國力已經不能說止步不前，應該說是在三大征之下的持續衰退之中。
原曆史中可沒有高務實的摻和，朝中的勢力在不斷分合重組後，逐漸形成了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對峙的局麵，他們相互攻訐，隻為爭奪己方的最大權益。
早先幾年，熊廷弼都在地方當官，從而幸運地沒被這些激烈的黨爭波及到。但當他逐漸有了突出的政績，被擢升為監察禦史並步入朝堂後，他就再也無法置身事外了。
儘管熊廷弼本人全無“站隊”的想法，但按照鄉貫地域劃分，他還是被自動劃入了楚黨，間接地與東林黨站到了對立麵。
然而，全靠自己努力改變命運的熊廷弼性情火爆，同時也剛正不阿，特彆是對大明朝廷極為忠誠，對朝廷事務尤為掛心。因此，比起朝中其他更看重個人利益和己方陣營利益的官員，他顯得“天真”和“稚嫩”了許多。
儘管身在楚黨，熊廷弼也沒有刻意拉開與東林黨人的距離。其中部分東林黨人，也因無明顯糾紛，而與他保持著交好的關係。所以這個時期的熊廷弼，其實都是激烈黨爭中的邊緣人，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正是這樣的身份和地位，讓熊廷弼在萬曆三十六年成為了兩黨眼中可以徹查“遼東棄地案”的合適禦史人選，也因此與努爾哈赤有了交集。
“遼東棄地案”發生在兩年前的萬曆三十四年。當時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的博弈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為前者陣營的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為避免殃及池魚，打算在遼東提前剔除一些潛在的危險。
當他意識到位於建州女真腹地的寬甸六堡很難守住，而一旦失去就會成為東林黨攻訐齊楚浙三黨和把自己拉下水的最好借口時，他就決定了要直接放棄這塊地方。
於是，就有了“擅自棄地八百裡，六萬居民被迫回遷內陸，流離失所”的場景。而努爾哈赤也取得了在東北更大的軍事優勢。
這件事鬨得不可謂不大，但因為當時齊楚浙三黨在朝中的勢力高過東林黨，且深知李成梁這一做法背後的原因，因此出麵保下了李成梁。但萬曆三十六年時，被認為是東林黨重要人物的葉向高成了首輔後，這件舊事就又被翻了出來。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萬曆帝決定派遣禦史前往遼東查明真相，此時立場顯得相對中立的熊廷弼就被推了出來。
到達遼東後，熊廷弼在那裡展開了長達半年的實地調研，最後查清了李成梁和趙輯放棄領土、驅民遷徙的全過程。
不懂黨爭，或者說不願意參與黨爭，隻擔憂國家利益的熊廷弼十分氣憤，列舉出了李成梁和趙輯的八大罪狀，並上疏要求對其進行嚴懲。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實際上完全清楚其中內幕的萬曆帝朱翊鈞當然沒有理會嚴懲這個說法。他甚至沒有將熊廷弼的奏章下發給大臣討論，而是直接下了一道詔書，稱讚李成梁“鎮遼年久有功，應予以恤典”，然後就讓李成梁體麵地“退休”了。
這是朱翊鈞分不清是非曲直嗎？當然不是，這隻是一種權術上的折中，算是給了東林黨一個說法，又不至於徹底得罪齊楚浙三黨。
事實上，他是故意維持朝廷內部的黨爭局麵，使雙方都無法擺脫皇權的控製，相應的也就不能形成合力對皇帝過多的乾涉。歸根結底，這背後是君權與臣權的較量。
嚴懲意見雖然沒被采納，但是熊廷弼倒也沒有喪失積極性，他很快又對遼東進行了實際的軍事考察。
當時遼東的土地上，明朝、漠南蒙古和女真三大軍事勢力相互鬥爭，且停留在或戰或和、關係不明朗的階段。然而，儘管局勢曖昧不明，熊廷弼卻清醒地認識到，努爾哈赤領導下的建州女真給明朝帶來的威脅要遠遠大於蒙古。
他指出，蒙古雖強盛，卻“不過搶掠財物，無遠誌”，而建州女真飲食性情與明朝相近，“誌在我土地”——後來的事實顯然證實了這一點。
為了更好地防禦努爾哈赤領導的建州女真，熊廷弼提出了整頓軍紀，實內固外，以夷製夷的主張。而在任期的三年裡，他也是這麼執行下去的。
遼東疆域先後修建起了七百多裡的城牆和大批的城池墩台，高高築起了一道防線。大片荒地被開墾出來並種上了作物，遼東的糧食收成每年達到了上百萬石之多，於軍於民都是功德。
由於熊廷弼深知此時遼東明軍因為援朝抗倭等戰爭的損耗，實力已然大不如前，因此他主張軍隊以守為主，得到了整肅軍紀，提高戰力，保存實力的機會，整體力量得以緩慢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