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吐了口濁氣，繼續道“百官要的是什麼？無非是早定東宮。隻要東宮定了，鄭妃如何他們才懶得管！現在我已經決定了，就按照你之前的想法來辦，讓灝兒做太子，這樣你不就有了交代嗎？”
是這樣嗎？是，但也不是。
高務實知道皇帝心裡對一切都很清楚，但他到底是受了自己多年的影響，一身演技出神入化。朱翊鈞剛才的話裡或許有他九成的真情實意，但也有一分故意的裝傻充愣。
這個問題的關鍵到底是什麼？按照朱翊鈞所說，關鍵不就是你們文官集團要求早立儲君麼？現在朕妥協了，而且朕妥協的是你高務實一方，你高務實應該滿意，文官集團之中你那一派人肯定也滿意，而剩下的人即便不滿意，卻也找不出其他道理來。
可是，其中的道理真的是這樣嗎？並不是！
要弄清這個問題，不如直接一點問無論前世今生，這萬曆朝的國本之爭，它到底爭的是個什麼玩意兒？
原曆史上的萬曆國本之爭起始於萬曆十四年朱常洵出生，結束於萬曆四十二年梃擊桉發生後朱常洵被迫就藩洛陽，前後持續近三十年。
現在的國本之爭起始點基本可以看做不變，結束……或許就在眼前，或許還遠未到來。
按照大明的皇位繼承原則嫡長製而言，被稱為國本的皇太子人選從出生那一刻起，應該說就已經注定了，所以朱翊鈞同文官集團之間關於皇太子人選的國本之爭竟然持續了近三十年，這件事本身就很令不明就裡的人感到費解。
但是，朱翊鈞與文官集團顯然都不是吃飽撐著的沒事乾，那麼，他和文官集團在國本之爭中都必然會有各自的考量。通過國本之爭的整個過程來看，國本之爭顯然能被劃分為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的國本之爭中就體現出了不同的本質。
本朝的事前文有述，不必再說，且看曆史上的國本之爭萬曆十四年初，皇三子朱常洵降生。二月初三，內閣首輔申時行向朱翊鈞上疏，請求冊立已經年滿五歲的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
申時行給出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查得祖宗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為皇太子，尚未周歲也。蓋塚歲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衝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
單從表麵上來看，申時行的理由完全是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考慮，但是要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則不難發現申時行冊立皇太子的請求完全就是無理取鬨。
前文多次說過，明代冊立皇太子施行的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嫡長製，並不是順位繼承製。故朱常洛雖然是明神宗的皇長子，但卻不是嫡長子，並且當時的明神宗和皇後均不過二十一二歲，誰能保證嫡長子不會降生？如果此時貿然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那麼等到嫡長子降生後再改立皇太子不是更麻煩？
以上情況在這一世基本沒變，因此事情一出，還不等皇帝煩惱，高務實就給出了解決辦法就說要等嫡長子出生。皇帝照辦了，因此安生了好幾年沒人再提起。
在原曆史中也差不多，雖然沒有高務實獻策，但朱翊鈞也是這樣駁回的。然而接下來，申時行雖然沒有再次上疏，但是文官集團中的其他人卻不乾了。例如戶科給事中薑應麟、吏部主事孫如法等人，又相繼上疏請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
文官集團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不知道嫡長製是什麼，以及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可能會遇到的麻煩，但是卻沒有人站出來明確反對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據此可知，申時行、薑應麟、孫如法等人代表的其實就是文官集團的態度。
所以，國本之爭最初階段的本質完全就是文官集團在無理取鬨——先彆急，不要忙於下結論說文官集團吃飽了沒事乾才會無理取鬨，且看後來。
萬曆二十年，文官集團仍然沒有等到皇後有孕的消息，以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吏科給事中鐘羽正上疏，請求讓朱常洛出閣讀書為標誌，國本之爭風雲再起。
國本之爭至此已經持續了六年，而文官集團仍然眾口一詞的要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這是極為反常的。要知道唐武宗時，李黨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也無法在朝廷上統一口徑，所以，朱翊鈞此時終於明白文官集團的眾口一詞一定是有幕後黑手在協調。
明白了這一點後，無論朱翊鈞想不想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他都不可能在此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了，因為這樣做就會正中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的下懷——即一日不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就意味著朱翊鈞一日無法洗脫廢長立幼的嫌疑。
既然朱翊鈞無法洗脫自己的嫌疑，那麼以內閣首輔王錫爵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就能使出自己的終極必殺技朱元章製定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家法，以及漢代文景之治得益於早立皇太子、晚唐之君享年最短皆因不早立皇太子的前車之鑒。
文官集團使出終極必殺技後，確實讓朱翊鈞陷入了相當被動的境地，逼得他隻能采取拖延這種下下策。
但是，朱翊鈞並不是他爹那種大智若愚之人，他聰明的同時也隔代傳似的繼承了爺爺嘉靖的一些脾氣，肯定不會坐以待斃。因此，為了削弱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的勢力，朱翊鈞采取了缺官不補和派出礦監、稅使兩種措施。
但是，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並沒有因此而向朱翊鈞妥協，既然你皇帝缺官不補，那麼文官集團就在處理不涉及軍國大事的政務時就自己拿主意。
既然你皇帝派出了礦監、稅使，文官集團的幕後黑手就以“與民爭利”為由一次次組織聲勢浩大的反礦監、稅使運動，甚至直接出手鼓動民間搞出多次“抗礦稅”騷動。
最終，朱翊鈞於無奈之中被迫於萬曆二十九年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至此，國本之爭在這一階段的本質就清晰了。
從表麵上看，文官集團的百般努力，不過是想讓朱翊鈞早日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而已，但是其更深層次的含義其實在於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想借朱元章的家法和漢唐興衰的舊事達到對皇權的約束、限製，進而實現皇帝無為而治、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當家做主的目的。
與此同時，朱翊鈞為了避免自己被迫無為而治，可是又的確找不到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對抗，因此隻能通過缺官不補和派出礦監、稅使來抗爭。
朱常洛被冊立為皇太子後，國本之爭卻沒有隨之結束。為了報複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朱翊鈞並沒有停止缺官不補、召回礦監和稅使。並且，為了等待機會，他還打破了藩王成年後要前往封地就藩的慣例，讓已經被封為福王的朱常洵照常留在京師。
最終在萬曆四十二年，隨著一場皇太子朱常洛被刺殺的莫名其妙的梃擊桉，國本之爭才終於畫上了一個句號。由於這最後一個階段中朱翊鈞並沒有采取什麼新的措施，所以這一階段的本質就是朱翊鈞最後的掙紮。
看明白了以上這些道理，就能看明白此時朱翊鈞的裝傻充愣。
本質上，從整個文官集團的角度來看，他們並不真的有多在乎朱翊鈞立誰為太子，立誰為太子影響的隻是個彆派係的利益——因為心學派支持朱常洛，實學派支持朱常灝嘛。
至於心學派為什麼非要支持朱常洛，那是由於此前發生的那些事，導致心學派的“沉沒成本”已經太高，這一點之前已經說過。
總之，文官集團內部對於立誰雖然各有想法，但是“國本之爭”的本質從來不在於立誰不立誰，而是在於讓皇帝知道一件事皇權有所限，儒製不可違！
而現在呢？皇帝想裝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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