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高務實拜彆皇帝，回到內閣。他剛要進大通房，便見到大門口站著一位三旬年紀、服青袍、繡白鷳的官員肅手而立。高務實正覺眼生，想要打量一番，卻見那青袍官已經主動上前參見道“下官李之藻，奉命前來為元輔洗筆。”
高務實這才想起來，因為自己身邊的觀政進士熊廷弼已經外派，現在身邊沒人可用，因此吏部尚書陳於陛早就私下底向他了解，問他想要在身邊配備哪位年輕官員，而當時高務實就主動點了李之藻的大名。
不過這裡有個新詞，就是李之藻方才所謂的“為元輔洗筆”。“洗筆”這個詞有多新呢？答案是就在高務實當了首輔之後才出現。
或者換句話說，李之藻就是大明朝第一位正經被稱為“洗筆”之人。不過請注意，“洗筆”這不是一個正式的官職，就如同內閣首輔不是正式的宰相一樣，“洗筆”這個詞是如今京師官場因為高務實的習慣而被動產生的。
本書很早之前就對“何為宰相”做過一些描述，其中采納了後世主流的定義“根據我國兩千多年的宰相曆史，它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即必須擁有議政權，以及必須擁有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
為啥要從這裡說起呢？因為明後期內閣首輔有好幾位都是權勢滔天，以至於給人一種錯覺，那就是首輔真的是宰相的變體，但這個結論其實是不成立的。
根據上麵這句定義，簡而言之就是宰相除了擁有議政決策的權力，還必須擁有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第一點不用說，因為票擬問題本書多次強調過了。這裡重點談談第二點，也就是所謂的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
這個限定條件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第二個限製標準，那麼幾乎所有可以影響皇帝決策、對軍國大事有建議權的人都可以稱之為宰相，這顯然不符合事實。
梳理下曆史，唐以前的宰相機構大致是西漢的丞相府、東漢的三公府、魏晉南北朝的尚書台。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丞相府和三公都可以開府置官屬，宰相機構下麵有很多部門曹司和佐吏(都屬於國家正規編製)，無論是丞相、三公府亦或是尚書台，其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而宰相是行政機構的長官。
談論宰相，不應該僅僅局限於宰相本人，也需要重點關注宰相所在的行政機構。所謂“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在尚書省體製下，是通過尚書符指揮監督地方；在中書門下體製下，是通過牒指揮天下節度觀察等州府。
唐開元年間，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後，中書門下置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中書門下體製自開元一直延續到北宋元豐改製。
元豐改製後恢複三省建製，南宋後恢複一省製，無論是金代的尚書省抑或是元代的中書省，封建王朝的宰相機構都是依托公府、三省(中書門下體製可以看成是特殊的“一省製”)而運行的。這些公府、三省下都設置有大量的曹司(或者某某房)等具體處理庶務的機構，和後世國院下設某某部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關鍵來了，有明一代的內閣，其與六部的關係並不是尚書都省體製下都省和六部的關係，因為內閣沒有下設任何可與六部對接的各種相關的職能部門，所謂的“內閣領導六部”始終是名不正言不順。
而且內閣也不能像尚書省通過尚書符、中書門下通過敕牒指揮地方——這一點前文也多次說過，首輔往往需要靠私函，也就是寫信來告訴地方大員該怎麼做。這就牽涉一個問題，即該地方大員如果不聽，至少理論上這位首輔也沒法因此給他定罪——你隻是私下和我交流，又不是行政命令，我乾嘛非聽不可？
由此可見，有明一代的內閣首輔似相而非相，其“相權”缺乏製度確認，也缺乏相應的辦事機構，隻是一個瘸了腿的宰相。然而問題是，即便從後世的發展來看，“行政首腦”這個職能也不可缺席。哪怕你皇權再盛，皇帝本人到底是沒法乾好這個工作的，必須有個官僚體係的一把手才行。
高務實有心改變這一點，但他很清楚，這樣的大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否則萬一被六部或者其他什麼人跳出來拿朱元璋的話來硬懟，那他高元輔臉上就不好看了。
他的思路還是一貫的，一步步來推進，先期動作的幅度要小一點，然後慢慢如溫水煮青蛙似的逐漸加大火力。
他先以熊廷弼為第一步試探。在高務實做首輔以前，觀政進士在內閣的工作……直抒胸臆一點就是端茶送水，字麵意義上的那種。
可以這樣說，觀政進士單純就是在閣老們身邊“看看”，極少數的情況下——比如你跟的那位閣老挺喜歡你，那麼或許人家會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考校一般的讓你參詳一番，這基本上就是極點了。
因此，觀政進士的“觀政”更多在於混了個資曆，證明內閣對你有一定的認可，你算是“儲相”之一了。
而高務實對熊廷弼的使用顯然打破了這一常例。熊廷弼在“高元輔的觀政進士”任上就經常代表高元輔去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傳達元輔的意思，甚至還有權對高元輔的命令做出一定程度的解釋、補充。這就很不一般了，遠非過去的觀政進士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