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高務實的仁義似乎有範圍限製，東海另一邊的島國看起來不在服務區內。因此，甲斐姬不久後收到的飛鴿傳書寫得非常明白“……務必精準控製對雙方之援助規模，確保雙方打到精疲力儘、油儘燈枯為要。非其如此，方能確保後續乾涉之順利，確保異日演兒權威之鞏固，切切。所需一應物資，無論軍械、糧草、銅錢亦或其餘，均準先用後報，以免貽誤戰機……”
而當甲斐姬看到這封回信時，高務實卻在趁著午間休息的閒暇，於戶部值房接見幾位京華下屬的掌櫃。
這幾位掌櫃雖然也叫掌櫃，但正如世界五百強的總裁和一家注冊資本不到一百萬的小公司總裁都叫總裁一樣，這些管事可不比京華商社、京華基建、京華船舶之類的掌櫃。這麼說吧，高務實眼前的這幾位掌櫃每年業務額加起來還不到上述任意大部門掌櫃每年業務額的九牛一毛。
然而，這幾位掌櫃今天卻能得到高務實的親自接見，可見他們乾的活兒雖然“不值錢”，但這活兒本身卻很重要。
是的，他們手頭的活兒確實很重要，因為他們是京華在大明“輿論口”的幾位關鍵人物。這幾位分彆是《京華周報》、《半月時論》、《燕京周報》、《經濟旬議》四大京華係報刊的掌櫃。
顧名思義，周報是七天一出，旬報是十天一出，半月則不必多說了。值得插嘴一句的是“周報”的“周”，現代人當然早已習慣“周”或者“星期”，但其實中國古代本沒有“星期”一說，京華之所以搞出“周報”，原因是高務實當時隨手安排的時候忘了這茬，後來為了圓謊才用“星期論”忽悠。
“星期”起源於西方，古代猶太人創製了以七天為一星期的七曜記日法(日、月、火、水、木、金、土合稱七曜)。其實早在唐代時，這套七曜曆就傳入了中國，但並未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直到韃清末期，這種情況才發生改變。
十九世紀初，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同時把基督教中的“禮拜日”帶到了中國。漸漸地，中國教徒們也和西方傳教士一起在禮拜日進行傳道祈禱。這是中國人對西方星期日(禮拜日)的最初印象。
鴉片戰爭之後，大量西方人湧入中國，他們將本國的生活習慣帶入中國，在星期天進行休息娛樂。一開始，中國人對此充滿了好奇，日子久了，也就認同了，或者說見怪不怪了。
雖然當時上海的《申報》也曾發表社論稱“西洋各國的星期日休息製度於人生有益，中國應該仿行”，但從認同到改變自身的習慣還是有很大的困難，這時的中國人對“星期日”才停留在認識階段。
時間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所在洋務運動創立的高等學府——福州船政學堂，率先給學生放假過星期天。究其原因，則是要照顧外國教師的作息習慣。當然，這也算是開了先河。
隨著戊戌變法的推動，各地的新式學堂陸續成立起來。由於“西學東漸”之風的盛行，一些新式學堂章程中明確規定了全校師生星期天休息的製度。不過當時還很少有“星期日”這個稱呼，通常以房、虛、昴、星四字代替——這是根據中國的二十八宿值日法推算而出的。
除了新式學堂，一些與維新變法相關的社團也實行星期聚會或休息製度，即每逢“房、虛、昴、星日”為休息日。經過多年的潛移默化，以星期為時間周期的觀念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已被中國社會所接受。
高務實為了給自己找補，也把“房、虛、昴、星”的說法拿出來忽悠，並將這四日之間的時間稱之為“周”，算是提前兩百年搞出了中國的“星期”製。而這一切意外的根源，就是為了掩飾《京華周報》、《燕京周報》裡頭的“周”這個概念。
其實京華一開始在輿論口辦的報紙挺多，但高務實在這件事上麵沒有采取京華一貫的垂直管理模式，而是玩起了“養蠱”——一下子創辦二三十家報刊，然後放手讓他們自由競爭，看誰能活得下來，最後在不同類彆中挑一個最強的留下，其餘廢棄。
這幾個不同類彆中佼佼者在此後既要堅持自身發展的比較優勢，又要在高務實有大動作之前進行先期輿論鋪墊，還要不時對輿論進行悄無聲息的引導，甚至在萬一出了什麼事之後乾些轉移輿論焦點乃至洗白的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