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中極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南寧候高務實已經閉門謝客十日之久，心學派官員上疏彈劾的風潮也已經神奇消失。然而，即便皇帝已經在這十天裡連下十七道旨意請元輔回閣視事，高務實卻依舊“優哉遊哉”地不肯出門，甚至在第八天的時候跑去他在城北的見心齋彆院，視察京華工匠學堂去了。
現在朝堂已經亂成一片，尤其是內閣兩位閣老趙誌皋與周詠，每天都請司禮監代為奏請皇上，說元輔再不回閣，內閣已經要無法輔政了。
按理說，內閣但凡有一位閣老在做事，就不應該會出現“無法輔政”這麼離譜的情況。因為從正常的權力運作流程而言，六部及都察院等執行部門在上奏時就會提出“部議”，也就是處理意見，那麼內閣這邊如果實在不行，你就直接照抄這個部議也不是不行嘛，怎麼就“無法輔政”呢？
然而，以前這麼乾沒關係，現在好像真不行。朱翊鈞這些天已經聽趙誌皋和周詠說了很多次了，現在很多事都是高務實一手操辦，而且以往根本沒有先例，六部也不知道下一步該乾什麼，出了情況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置——萬一現在的處理與元輔的設想不符，到時候元輔回來，誰去頂這個雷？所以對於這些事，部議就變成了“無例可循，惟請聖裁”。
“聖裁”當然隻是說說，萬事都聖裁，那還要內閣乾嘛？可問題是六部不敢瞎搞，趙誌皋和周詠也一樣不敢瞎搞，於是大眼瞪小眼之後，還真就直接“惟請聖裁”了。
這下子，壓力來到朱翊鈞一邊了。他和高務實禦下的風格其實很像，本質上都是隻定大方向，不管具體事的，以前這些具體的事都是高務實去處理，他倒也沒覺得難辦。然而現在高務實撂了挑子，一大堆具體事務擺在他麵前，他看了也是目瞪口呆——這都是些什麼玩意兒，朕也不會啊！
比方說這些年一刻未停的稅改問題。高務實雖然早已明確了大方向，但是每年都會根據實際財政狀況來進行一些小幅度的調整，這些“小幅度調整”未必是直接調整整體稅率，而有可能是調整征收比例，也有可能是調整征收序列。
這麼說有點難以理解，舉個例子一般來說江南地區作為朝廷最重要的稅源地，通常都是第一波就要征收的，但今年江南也有不少災情，一些地方被朝廷免稅，一些地方被朝廷減稅，還有一些地方是緩征——比如今年少交或不交，明年後年乃至更久的時間要補交。
那麼，今年交多少，明年交多少，後年交多少……你這個縣先交，還是隔壁縣先交，各自交多少等等，這些事就是調整征收比例和征收序列。
由於稅法改革這一塊從頭到尾都是高務實在負責，“全盤考慮”這玩意兒隻有高務實腦子裡有規劃，其他人包括戶部的四位侍郎都不知道，或者都知道得不甚全麵，因此隻要高務實不在，彆人根本頂不上，望著收支表全都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那你說，先大致上處理一下難道就不行嗎？根據經驗、對照收支表做點細微調整難道也不行？還真不行，因為今年開支巨大，誰都不知道這“百川”一般的稅收細流最終應該彙成多大一片“海”。
這“海”可是有明確作用的，萬一收少了，西征軍那邊補給不足吃了敗仗，幾百年來第一次出兵收複西域的大戰略因此受挫，誰敢背這麼大個黑鍋？
至於你說，可以先就著西征軍的用度，把救災賑災這邊當做可以調劑的用度行不行？也不行，因為現在救災賑災已經被納入考課法的考課範疇，尤其是你當地如果鬨出流民潮導致民變，那對於官員考課可是致命打擊。
換句話說，你內閣和六部這邊敢扣地方官員原本應該拿到的賑災款，那人家是真敢跳著腳上疏罵人的。考課法一年比一年嚴格，不止是對地方官的壓力，反過來也會倒逼中樞的處事態度。總的來說，就是大家都隻能一天比一天嚴格，可以“調劑”的範圍一天比一天小了。
以上還隻說了稅收這一塊，實際上“財政”這個概念比“稅收”要大。自從高務實執掌財權，大明朝廷已經從典型封建社會的那種“隻要百姓不造反”逐漸在往“發展社會生產力”過度。
換句話說，地方官員想要考評優異，除了維穩這個永恒指標之外，還要講“gdp增速”了。正如高務實三十年前就和高拱提到的過的那樣一個好的縣令要能讓當地稅收連年上漲但老百姓卻不會產生怨言。
高拱當年認為這很難，大概率會導致縣令連年加征，同時對當地百姓的反對聲音加強打壓，最終就是前幾年出成績，而達到臨界值之後直接爆發民變。
這就是封建社會的典型思維，即便高拱也很難跳出其外，因為在他們眼裡，社會生產力是恒定的，你但凡多收稅，一定隻會導致老百姓負擔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