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皇帝雖然說了“這次你絕對不能推辭”，但顯然高務實不可能真的毫不推辭，隻不過對於實學派黨魁的他而言，他也不能和以往的官員似的，表現得好像寧死不受一樣。
大明朝的文官嘛，哪能皇帝說封賞你就屁顛屁顛接受呢？大家都是要麵子的，而明朝文官要麵子的方式比較特殊，甚至可以說扭曲。
比如說皇帝捧你，你必須得堅辭不受，仿佛不如此就是好權愛名、道德敗壞；皇帝罵你，你必須得甘之如飴，仿佛不如此就是忠誠不堅、畏難懼諫。
總之，你必須要和正常的人性反著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大概是理學的負麵影響之一吧——存天理，滅人欲。
然而，高務實作為實學派如今的大宗師之一，此前就提出過一個觀點天理即是人欲。
[注後世有人說王陽明讚成天理即人欲，這是不恰當的。心學是基於理學出現的，王陽明也很在意天理，隻是他認為當時讀書人大多知道或者至少大概知道什麼是天理，隻是不願意去做。因此，王陽明更重視“致良知”的“致”，主要宣揚知行合一。不過這個問題大概沒有讀者樂意看，我這裡就不展開論述了。]
不過，高務實這句話有個前提，即在說“天理即是人欲”之前，需要重新定義什麼事“人欲”。或者說，他要為他口中的“人欲”做出一個規範——要區分什麼是“人欲”，什麼是“獸欲”。
比方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叫人欲，坑蒙拐騙、強取豪奪就叫獸欲；為光宗耀祖而努力讀書叫人欲，為升官發財而科舉舞弊叫獸欲。
雖然高務實反對當初申時行他們動輒聚眾講學，實際則不過袖手清談，因此他自己講學很少，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發表“學術觀點”。隻不過，高務實發表“學術觀點”不是通過講學，而是通過在自家報刊上不定期發表文章來施行的。
毫無疑問，高務實不做無意義的事，他在發表學術觀點的時候都有明確目標一來，朝廷如果要影響士林輿論，他就需要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論來，而這個理論不能僅僅隻是說著好聽，還要有執行的可能。
按照高務實施政的策略就能看出，他一貫的態度是“打擊少數既得利益者，但重視多數既得利益者”。如果這句話不好理解，那麼可以換一句更直白的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
是的，任何鬥爭都要講究這個原則，因為隻有團結了大多數，才有能力打擊一小撮。否則你自己屬於“一小撮”，你拿什麼去打擊大多數？拿天靈蓋嗎？
他之所以敢提出“天理即人欲”，就是因為在他將“人欲”和“獸欲”區分開來之後，大多數人就會站在他這一邊。為什麼？因為正本清源之後會發現，儒家本來就是一門“入世”思想，而“入世”是要做事的。
擺清高、談心性，屁都不懂，卻誰都敢於批判，偏偏除了批判之外自己屁事不做。這哪是儒家？這是犬儒啊！
高務實這些年發表的“學術觀點”不算多，但其中對這種“犬儒主義”批判卻不少，而這麼做的目的也正是要突出實學派的“務實主義”。如果說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但並沒有明確一個人具體應該“行”什麼，那麼高務實提出的就是實事求是，並且明確指出了該做什麼。
該做什麼呢？不是泛泛而談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是“發展生產力”，並且“改革生產關係以適應不斷發展的生產力”。
換句話說——彆瞎逼逼，都給老子去做事，去想辦法生產更多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問題不可怕，一邊出現新問題，一邊想辦法解決這些新出現的問題。
有人說，中國人想做點事往往需要“托古改製”。是的，托古改製在中國有獨特的社會基礎，因為中華文明在周公之後，其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去掉了“神靈崇拜”而轉為“祖先崇拜”。
尊重客觀現實是高務實一貫的行事風格，那麼就來托古改製好了。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狀元，也知道他的本經是《易》，因此他就從《易》開始論述。
他的學術地位已經擺在這兒了，因此彆人需要說得玄玄道道的東西他敢於直抵本原——什麼是易？
按照高務實直白的觀點“易”就是變化，而《周易》，說到底就是一句話世界在不斷變化，而你不能改變世界，所以你需要不斷改變自己來適應世界的變化。
由此，高務實對《周易》的論述就能濃縮為四個字變與應變。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高務實對大明的思想理論體係——甚至中國多年來的思想理論體係的一次大顛覆。因為中國古代王朝是沒有發展生產力這個思維的，或者也可以說，農業社會本身也很難產生這種思維。
道理並不複雜，農業的進步是很難的，它很難自行產生跨越式的發展。以“耕地”這件事舉例出現個金屬犁就是大突破，出現畜力拉犁又是一個大突破，然後呢？然後在犁地這件事上就很難再有新的突破了，因為農業社會能利用來犁地的“力量”巔峰也不過就是畜力。
在這種情況下，曆代王朝雖然還是會有一些社會發展中自行發現的新技術，比如這架犁的結構可以優化優化之類，但總體來說發展緩慢。既然如此，社會生產力進步緩慢，生產關係自然也不需要過分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