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1991-1994年間，上高中的時候，我們要住校，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六中午才能回家一趟，主要是回去拿生活費，一個月80塊錢吧。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個時候，一個大饅頭012元，二兩米飯，3毛錢，菜也很便宜，雖然沒有大魚大肉，可是每頓能吃上熱菜，偶爾還能吃上一頓葷菜，與初中時相比，已經是好的沒有影了，與在老家的家人來比，更是無法比擬了。
一路顛簸，轉車三次，一般下午三四點鐘才會到家，住上一晚，第二天中午一過，就必須要返校了，晚上還要上晚自習呢！每次吃過午飯，父親就會騎著自行車送我到離家十來裡路遠的車站去坐車。
畢竟是鄉鎮班車，時間點不是那麼的準時，早上個十幾分鐘，或者晚上個十幾分鐘，那都是家常便飯。所以每次我們都是早早出發，至少要提前20分鐘。在路邊等車的時候，父親就會趁著這個工夫，苦口婆心的給我講上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讓我記得，要完善自己的性格，不但要敏於行，還要敏於言，人生在世，一個人的人生是否成功，他的能力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能力很大一部分體現在這個人的人際關係的處理上。
我想父親肯定不知道情商這個詞，不過那個時候，我雖然有些不以為然，認為成績好，分數高，才是王道，可是父親的告誡也讓我清楚的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慢慢的長大之後，我越來越認同父親的話，很早就開始試著去修正自己人生的前進方向。
我的父親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是農民，就有剪不斷的土地情結。我說父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他一生幾乎都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土地，雖然他也曾經短暫的闖蕩過新疆，也曾經試圖在土地之外的世界作一些努力，但最後無一例外的均以失敗而告終。隻有土地，讓他的一生有了些許亮麗的色彩，隻有土地，讓他的心靈有了一塊安穩的放置空間。
父親是隨共和國成立而出生的一代人，這一代人目睹和經曆了新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治事件和經濟災難，和隨後的特殊年代，當然他們也體驗了改革開放的甘甜與辛酸。他們這一個群體是見證了新中國建立和發展曆程的一代人，這一代人為新中國作出了種種努力和探索，包括默默生存，默默經營土地，默默忍受著貧窮和苦難，默默的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作為農民的父親，童年和青年時期可以說是充滿坎坷和不幸的。在我的記憶中，父親雖然從來沒有一次地談起過他童年的艱辛與困苦，可是從彆人的隻言片語中，我還是了解到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艱辛和無助。
這種艱辛與困苦直接造成了父親企圖通過讀書來擺脫土地的失敗——在那個連飯都吃不飽的年代，父親隻斷斷續續讀完了小學，初中隻讀了一半，就因為饑餓而被迫輟學了，可想而知，這樣的打擊對一個一心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一心要走出這片土地的孩子來講，是多麼的無奈，多麼的悲愴，多麼的心痛。
有一次父親喝得有些醉意，才聽他說起，他上初中的時候，每天早上在家裡喝一碗可以照出人影的稀飯，然後拿著拳頭大小的紅薯麵窩窩頭，走七八裡地去上學。走在半路，有時候實在餓的不行了，就走到路邊的溝裡躺一會，稍微恢複了一點體力之後，再爬起來繼續趕路，有時候要歇好幾次才能到學校，但是再餓那個窩窩頭也不能動，因為那是午飯。再後來，連每天一個窩窩頭都沒有辦法保證了，也就沒有辦法再堅持下去了
父親年輕的時候做過好多好多事，他寫的一手好字，做過公社共青團書記，是當時為數不多的青年黨員。70年代帶領全鎮一萬多民工在泗洪縣扒河，因為一時的意氣用事，為了鄉親們的利益而為民請命，犯了錯誤，被撤銷了職務和黨員的資格。
從此後，父親就待在了這幾畝地，在那裡打磨著自己的青春，也許在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和土地的不解之緣。他說也許自己這輩子隻有和土地打交道的命，父親在說這些話時充滿了無奈。我清楚他心裡的苦楚，卻沒有說過什麼安慰他的話。
在我看來，即便是種地，父親也並沒有獲得他所期待的那種成功。春去秋來，父親在自己的土地上年年播種著，收獲著，辛勞的成果是一袋袋不會說話的糧食。
因為謹記父親的教誨，所以我經常反省自己，要鍛煉自己，提升自己，做一個完美的人。於謙說得好“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進入大學後，由於家庭條件的原因，我除了保持學習的熱情外，再就是找各種兼職，一為了賺點錢，二是為了管理自己內向的性格。
那個時候兼職的機會少之又少，不過就是淩晨三四點鐘早起去居民樓送個奶啊，每一瓶奶提個兩分錢，或者去校辦工廠乾點零活，要不就是去交警隊做個誌願者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