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也隨之得到了提高，如天文和曆法等在此時即得到了很大的突破性發展。我國天文學的初步體係即是在這一時期得以確立。在古代，由於農業發展和政權統治的需要，統治者曆來十分重視天文學的發展。不僅周王室設有專職人員來進行天文立法的工作，其他諸侯國亦是如此，由此也出現了許多有名的天文學家，如魯國的梓慎、晉國的卜偃、宋國的子韋等。連年戰爭，水旱災害多發是春秋時期的寫照。天災**，使人們難以過上安定祥和的日子，在此情況下，人們隻好寄托於占星術，以尋求一些心理上的慰藉，這也因此促成了早期的天文家具備占星家的能力。他們通過星占學來觀測和研究天象，不僅能預測出五星的運行軌跡，還能預測日食、月食是何時發生的。這一係列舉動為積累天文資料和揭示天體運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春秋》一書中即記錄了許多這一時期的天象觀測結果，如它曾記錄最早的一次日全食是發生在魯隱公三年二月己巳（公元前720年2月22日），而西方的記錄要比它晚了整整一百三十五年；它還記載了最早的隕石記錄是在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而世界上最早記錄天琴座流星雨的則見於《左傳》“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即公元前67年3月6日）。隨著天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在充分的天文學資料積累上，以二十八星宿為代表的星象坐標體係得以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把沿天球赤道或黃道附近的星象劃分為為二十八個不同的星區部分，每個部分即為一宿，二十八星宿即由此而來。其順序分彆為：東方七宿（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玄武）：鬥、牛、女、虛、危、室、壁；西方七宿（白虎）：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七宿（朱雀）：井、鬼、柳、星、張、翼、軫。另外，《詩經》、《夏小正》等書中記載了部分星宿的名稱。《左傳》昭公元年載：“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這裡所說的參、辰是指商星和參星兩個星座。由這一記載，可見當時的人們對星宿知識已有較普遍的認識。當時三垣、四象、和二十八星宿是常用的星象，我國古代的星區體係也由此得以形成和發展起來。這一時期，人們在觀察天體運行規律時，還得出了一些有關宇宙起源、結構以及演化的理論學說，這為後來天文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除了天文學之外，春秋時期的曆法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古代的曆法很豐富，包括很多，如大、小月的安排、節氣的安排和每月天數的安排等。設置曆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農事，方便人們的日常生產活動。因而，能否準確地、規律性地計算出節氣的轉換是評價一部曆法好與壞的重要標準。我國春秋時期的曆法就已經很先進，在世界上具有領先水平。春秋後期出現的“四分曆”，就是這個時期的重要代表。“四分曆”是以365又四分之一為一個回歸年長度，在9個太陰年中加入7個閏月的辦法所製成的一部曆法。這裡要指明的是，我國古代的曆法就開始是陰陽合曆，即陽曆與陰曆並用。所謂陽曆，就是以太陽的運動周期所製定的曆法；所謂陰曆，又叫太陰曆，就是以月亮的圓缺變化為根據所製定的曆法。太陽運行一年被稱為一個回歸年，而月亮的朔望周期則是一個朔望月。我國所采用的這種陰陽合曆最難辦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安置閏月。一個回歸年的長度是365日多，而一個朔望月則是29天多，因而要想準確地設計出一部曆法是需要很多智慧的。望朔月被分為29天和30天的大小月，如此一來，2個望朔月就是354天或者355天，一個回歸年的長度要相差0天到天。這樣算來，三年之間就要相差一個望朔月還要多。古人通過經驗總結，逐漸發現安插閏月的方法。如果三年安插一個閏月，就會出現陰曆時間比陽曆時間少幾日；如果八年安插三個閏月的話，又會出現陰曆時間比陽曆時間又多了幾日，總之是不很準確。經過人們長年累月的積累，終於發現了在9太陰年中加入7個閏月的辦法，這樣就與陽曆9年的日子幾乎相等。根據《左傳》中記載，魯國進行了兩次冬至日的測定，分彆是在魯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二月己醜兩次。這兩次冬至日相隔了33年，從此就可以推算出春秋時期的魯國就開始采用了9個太陰年加入7個閏月的辦法來設定曆法。雖然春秋時期，我國還沒有製定出規則變化的曆法，但“四分曆”的出現足以顯示春秋時期人們的高超智慧，而“四分曆”采用的這種9太陰年加入7個閏月的辦法也一直在後世延續，是中國古代人民智慧的重要結晶。正如孔子所說，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土地製度也隨之發生變革，伴隨而來的是禮製的衰落和郡縣製的興起。政治、經濟基礎的變化，引起了思想文化領域的劇變。私學興起、各種思潮紛紛湧現，形成了曆史上“百家爭鳴”的局麵。“百家爭鳴”使這一時期的法律思想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各派思想家就“禮治”和“法治”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中以儒家、法家、道家為主要代表。孔子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代表，他主張禮刑並用，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挽救和維護傳統的“禮治”。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寬猛相濟、一張一弛”。《論語顏淵》中記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證，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這一番對話包含了孔子對消滅犯罪與刑法的大膽設想。這一時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子產、鄧析等人。不同於儒家的保守，法家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提出變革的主張，創立新的法令。作為法家的先驅，管仲等人主張“以法治國”，強調法律的規範性、公平性、公開性等，這一主張對後來法家思想的發展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法律思想的不斷發展，推動了法律製度的變革。春秋初期，西周的法律一直被各諸侯國沿用，各國皆采取習慣法的形式，即使是有了新的法律形式如王命，也都是以不成文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尚且適用，隨著生產關係的不斷變革，原有的法律體製就逐漸暴露出其不合理性。為適應新的社會需要，到了春秋中晚期，各國開始了由習慣法向成文法的巨大轉變，其中又以鄭國的“鑄刑書”、鄧析的“竹刑”和晉國的“鑄刑鼎”活動最為突出。據《左傳》昭公六年記載：（本章未完，請翻頁）“三月，鄭人鑄《刑書》。”杜預注此為：“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這是鄭國執政大臣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係已發生巨大變化和舊禮製已被嚴重破壞的情況，做出的應對舉措，史稱“鑄刑書”，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把法律條文鑄在象征著國家權力的鼎上，既凸顯出法律的尊嚴，也使法律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有力地傳播。然而子產所鑄的《刑書》，其具體現已無法詳考，不過從《左傳》中的一些記載可知，子產主張嚴刑峻法，這和後來的法家是一樣的。幾十年後，鄭國的大夫鄧析總結當時各國的法律，編成刑書，並把它寫在竹簡上，即“竹刑”。“竹刑”因是鄧析個人所做，因而起初並沒有法律效力，後來，“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竹刑”才被執政者認可，成為官方的法律。“竹刑”較之“鑄刑書”而言，具有攜帶方便和流傳廣等特點，因而在法律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晉國在“鑄刑鼎”活動之前已多次製定和修改過法律，如晉文公時期就曾製定過“被廬之法”，晉景公時曾修改過晉國之法。雖然晉國此時已經有了成文的法律，但卻都還沒有公之於眾。公元前53年，在晉國發生了中國曆史上第二次官方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左傳》記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焉。”即趙鞅等人把前任執政範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上，公之於眾，史稱“鑄刑鼎”。春秋時期除鄭國、晉國外，楚國也曾兩次製定法律，分彆是楚文王時製定的仆區之法和楚莊王時的茆門法。此外，楚國還設有《將遁之法》：楚發兵相成，而將遁者誅。不及誅而死，“乃有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殉於國”。除此以外，宋國也進行了公布成文法活動，史稱“刑器械”，另外一些諸侯國為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也都相應地公布了一些成文法。春秋時期，由不成文法轉變為成文法，在我國古代法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成文法的製定和公布，終結了法律高深神秘的狀態，使法律得以公之於眾；其次，成文法的公布，使新興階層的利益得到保障，從而推動了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和社會曆史的前進步伐。再次，成文法公布後，禮製被法製所取代，這為後來法家立法打下了基礎；最後，成文法的出現，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順應了曆史的潮流，在中國法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微言大義，《春秋》說了什麼《春秋》被譽為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被列為儒家的重要典籍。《春秋》主要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年）間的魯國的曆史，因而《春秋》這本書就是魯國的編年史。《春秋》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名字《麟經》，《春秋》寫作手法上詞語簡練，對曆史事件的描寫上言簡意賅，全書共一萬八千餘字。由於《春秋》語言精練的特點，便出現了對它進行詮釋的作品，被稱為“傳”。最為著名的就是“春秋三傳”，《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轂梁傳》。《春秋公羊傳》是公羊高所著，《春秋穀梁傳》是穀梁赤所著，這兩本書都是在西漢初年寫成。這兩本書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力圖闡述孔子的“微言大義”，詮釋出孔子所輯《春秋》的真正意圖。《春秋左氏傳》是春秋晚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此書又被稱為《左傳》、《左氏春秋》。左丘明是與孔子同時代人，因而左丘明對於春秋的詮釋勢必要比後人更為準確和真實。而且，孔子對於左丘明的評價很高，兩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論語公冶長》中的記述就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拿自己與左丘明同類並舉，足見孔子對左丘明的看重。如此說來，《左傳》才能真正體現孔子的真意。作為史官的左丘明在詮釋《春秋》的時候，充分重視了這本書的曆史價值，在曆史事件的描繪上加重了筆墨。左丘明尤為擅長敘事，在敘述曆史事件時，條理清晰、詳實，使人們更好地了解了《春秋》中所提及的那些事件。此外，《左傳》在刻畫人物和記述辭令方麵十分突出，描寫人物時細致入微，而在描寫人的辭令之時又言辭巧妙、鞭辟入裡。正是《左傳》的這些特點，彌補了《春秋》作為史書的不足，同時《左傳》的藝術表現力上也要比《春秋》更為優秀。魏晉時期，人們開始在《春秋》的經文後麵附上《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的傳文，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多是三傳。對於孔子為什麼要輯《春秋》，早在西漢的司馬遷就給人們帶來了一種解釋。《史記》中是這樣描述孔子的動機的：“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從司馬遷的態度來看，孔子輯《春秋》是因為“周道衰微”，諸事不行、道德不在，與其說一些沒有用的說教，不如讓真實的事件說話，以此警戒世人。由此可見，孔子輯《春秋》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記述曆史，而是要以曆史上發生的諸多事件來警示世人，周禮已經不複，希望世人能夠回歸到周初的禮製之中。因而，孔子的傾向性已經十分明確，能夠複歸周禮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壞的，這對於《春秋》的史學價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國著名學者胡適曾經這樣評價過：“《春秋》那部書，隻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隻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可以說，胡適一語道破了《春秋》的寫作目的和內在價值。《春秋》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一部政治學著作。古往今來有不少人對《春秋》進行闡釋，不斷探求孔子的政治理想和執政理念，有人提出將《春秋》亦經亦史來看待，這似乎更加契合孔子著書的本意，能夠讓人更好地來認識這部書、讀懂這部書。《春秋》是中國文化典籍中的一件瑰寶，是值得後人不斷研習和探索的一部經典。《詩經》也稱為“詩”或“詩三百”。它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它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風格，展現了中國周代時期的社會生活，將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時期的曆史麵貌呈現在讀者麵前。《詩經》“六藝”指的是風、雅、頌、賦、比、興。《周禮春官大師》中記載：“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所謂風、雅、頌，是指《詩經》按音樂劃分的（本章未完，請翻頁）三個類彆。“風”即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風”共一百六十篇，主要包括周南、召南、邶風、衛風、王風、魏風、秦風、豳風等，也稱為十五國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風”是《詩經》學成就最高的部分，它源於最鮮明的百姓生活，其中有對美好或哀戚愛情的吟唱，也有表達遊子征人對故土、家人的懷戀，更有對剝削壓迫的怨歎與憤怒。“雅”即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一百零五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貴族文人為祭祀、飲宴等典禮所作的詩歌，主要是歌頌先代懿德、祈願來年豐收等。“頌”即宗廟祭祀時歌功頌德的舞曲歌辭。《頌》詩又分為《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共四十篇。全部都是貴族文人的作品。所謂賦、比、興，是《詩經》主要的表現手法。所謂“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賦是對事物直接鋪陳敘述，是《詩經》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包括明喻、暗喻等不同手法。“興”，就是聯想，觸景生情，因物起興，這種表現手法在《詩經》乃至大多數中國詩歌中都是比較獨特的手法。在賦、比、興的交迭作用之下，《詩經》將春秋先民們的生活鮮活地展示在讀者麵前。《詩經》中的男男女女，出入宮闈家室，來往城門郊野，馳騁沙場獵場，奔走鄉間山林，遊玩河邊原野，因而《詩經》中，既有“將仲子兮，無逾我牆”這樣魯莽生動的愛情，也有“女曰雞鳴，士曰昧旦”這般充滿情趣的婚姻生活，還有“君子於役，不知其期”這種對遠方征人的徹骨思念，更有“心之憂矣，曷維其亡”這類斯人已逝，睹物思人的悲涼情懷。從《野有蔓草》的一見鐘情、私訂終生，到《雄雉》中漫長無期卻從未放棄的念念不忘和等待，再到《鵲巢》中步入婚姻殿堂，為愛築巢的圓滿幸福，及至《穀風》中女子被棄的哀怨淒苦，最終到《擊鼓》中難覓歸期的生離死彆，《詩經》將所有人間情愛，無一遺漏地挨個演繹過去。喜、怒、哀、樂，莫不直白熱烈，卻也蘊藉深沉。《詩經》的這份“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來源於先民們原始天然的心性。在那個天地初立、民心尚未開化的時代，無論下地耕作、上山砍樵，還是虔誠祭祀、合眾狩獵，或是遠行出征、淇水遊玩，都是先民生活的一部分。《詩經》中每一場愛情的起、承、轉、合，都與這些日常的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所以，先民們從不在自戀和自憐中將愛隔絕於現實，而是在原野、山川、河流邊，在采摘、砍伐、遊樂之中，儘情去享受愛情中的美麗，同時也儘力去承接愛情中的苦惱與傷害。鬼斧神工的《考工記》《考工記》是我國古代重要的科技文獻，作者、成書年代俱已不詳。一般認為，這本書寫於春秋末期戰國初期的齊國，作為齊國的官書，出於稷下學宮的知識分子手中。西漢時，河間獻王劉德編著《周官》，缺《冬官司空》篇，便選擇用《考工記》補缺。後劉歆時把《周官》改為《周禮》，於是《考工記》也被稱為《周禮考工記》。《考工記》是我國最早的手工技藝文獻，雖然隻有七千餘字，但涉及廣泛，包括先秦時代的製車、樂器、兵刃、鐘磬、洗染、水利、建築等方麵的工藝技術。還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天文等自然科學知識。可以說是一部集理、工於一體的著作，在我國科技史、工藝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另一方麵，由於這本書被認為是齊國的官書，用來作為官府指導、監督科技工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體現了當時齊國對於上述領域的要求和行業標準，從中可以看出春秋戰國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考工記》雖然主要涉及理工領域，但是出自稷下學宮士人之手，因而文字優雅，語句順暢，語約義豐，既具備科技書籍應當具有的嚴謹性和條理性，又具備一本先秦典籍所具有的文化底蘊和文學氣息。這本書的注釋與研究具有多個角度，既可以從科學技術的層麵切入；也可以從社會文化的層麵切入，因此曆代對《考工記》的研讀層出不窮。漢代鄭玄、唐代賈公彥、清代戴震、程瑤田等人都有論著。20世紀以降，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考據學也隨之帶動發展，並產生了革命性的飛躍。利用考古實物和模擬實驗，可以將古代典籍中記錄的很多科技、工藝手段進行部分再現，讓人們更加真實地領略古人的智慧和見識。在思想方麵，《考工記》一方麵體現出了先民崇拜天意的精神，又反映了中華民族重視實際的特點。它把天下職業分為六類：一是執掌國家，深謀遠慮的，是為王公；二是事必躬親、為民父母的，是為大夫；三是審視建材方圓曲直、加以鍛造的，是為百工；四是羈旅四方、供民所需的，是為商旅；五是埋首田間、辛勞耕作的，是為農夫；六是紡織絲麻，搬弄機杼的，是為婦功。並且認為工藝乃是天地精氣共同鑄就而成，人不過是因襲模仿。《考工記》還將諸多工藝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分，將同一行業的工匠進行了具體的分類，並加以定性。難能可貴的一點是，《考工記》的作者已經初步認識到了生產力的重要性。書中特彆強調生產工具的改進，仔細地列出了不同種類生產工具的製作加工方案，力圖將當時最先進的工藝標準化。文章對於具體工藝的描述可謂細致纖毫，充分體現出其作為指導性、綱領性文件的嚴謹認真，針對可能出現的不同情況，一一將應對方案列出。在生產工序上，《考工記》可謂是高標準，嚴要求，將天時、地利、人和全部涵蓋到了生產要素之中，雖然不無理想化色彩，但體現了古人對工藝生產的虔誠和嚴肅。文章還將不同的手法詳細描述，給學習者以提高的空間。在製作標準執行上，《考工記》明確指出了什麼樣的殘次品不能在市場上流通，體現了高度的負責精神。《考工記》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工程過程管理的理念，要求在施工時根據工人的普遍水平進行工期的預計，控製完成進度，將一切量化以提高效率。雖然《考工記》是一本政府色彩濃厚的“官書”，但是它並沒有“重官而輕民”，它指出，有一些諸侯國並沒有設立部門專門製造某些物事，原因在於這些東西在民間生產，無論是質還是量都能夠保證，所以沒有必要再由官府專門生產，這就體現出了對民間工藝和民間經濟活動的保留。《考工記》非常深廣，可以說是蘊含了先民在農業生產、工業製造、科學技術、社會管理和思想文化等方麵的存在狀態，意義遠遠超越了一本科技工業指導手冊的範疇，而是作為一部充滿著智慧和藝術氣息的經典而在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中流傳。（本章完）/04/0450/23032.（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