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致富，先修路商業的發展，貿易的繁榮必然導致的就是都市和交通的繁榮和發展。商業發展以後，都市開始逐步演變為商業的集散地點，而由於貨物的往來運輸，交通的發展也就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了。我國從夏、商之時就出現了城市和都邑，那時的城市和現在的非常不同。那時的城市是王公們勒索貢賦的城堡和宗教活動的中心，不僅非常小，而且，城中的居民也還要從事一些農業生產，它和鄉村並沒有很大區彆。後來到了春秋時代，等級製度開始變得更為嚴格，這一時期，城市的發展十分緩慢，由於對城市大小有非常嚴格的限製，因此，城市不可能有很多人，自然也不會成為經濟文化的中心。這一時期，就像戰國名將趙奢所說的那樣，城雖然大，城牆也沒有超過三百丈的；人雖然多，也沒有超過三千家的。後來隨著等級製度的瓦解，城市也開始起了變化。戰國時期，隨著商業的發展，城邑也迅速地發展起來。這一時期，由於等級製度的逐步瓦解，一般城邑的大小甚至都超過了從前的國都。“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這在從前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場景。城市的迅速發展也造就了一些有名的城市，例如，趙國的邯鄲，魏國的溫、軹，韓國的滎陽，齊國的臨淄，楚國的宛丘，等等，這些城市有些雖然不是國都，但非常繁華。《戰國策齊策》中有一段描寫齊國都城邯鄲的話：“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誌高而揚。”說的是在臨淄的道路上，車輪與車輪互相撞擊，人與人的肩膀甚至可以互相摩擦，把人的衣服連起來可以做成簾子，每個人都舉起袖子就能夠形成大幕，每個人擦一把汗就可以揮灑成雨，人人家裡家底豐厚富裕，誌氣極為高昂。這是蘇秦在說服齊宣王時所說的話，難免有誇張的成分，但也可以從側麵看出臨淄城的繁華。從目前考古的發現來看，臨淄城的總麵積達60多萬平方華裡，城內街道寬廣平坦，雖跟現在的城市沒法相比，但在當時也算是十分繁華了。考古學家在臨淄城裡還發現了冶鐵、煉銅、鑄幣等各種手工業的作坊，可見那時的商業和手工業都已經非常發達了。據文獻記載，戰國時期，大城市的街上已經是店鋪林立了，賣酒的，賣四方土特產的，賣手工業品的……人們的生活非常方便而且井然有序。在作為商業中心的城市發展的同時，交通作為聯係各城市的紐帶也開始快速發展起來。刀幣是齊國的通用貨幣，考古學家們在齊國東邊的今山東海陽、平度、日照等地發現了許多齊刀幣。據此不難推斷出，這一帶可能是當時齊國東部的一個海上交通貿易重地。齊國的很多商品都通過這裡流往東南的吳、越地區，而吳、越地區的很多商品也從這裡流入齊國。在齊國，像這樣的商業貿易網點還有很多，像西部以現在山東的濟南、曆城等城市構成的與中原各國進行貿易往來的集散點，北部以牟平為中心與燕國的西南地區進行貿易往來的集散點，等等。商業的發展，對很多交通要道的經濟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交通樞紐也往往是貿易的中心。燕國的遼西郡是中原各諸侯國通往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地的必經之路。在這一地區出土的古錢幣不僅包括燕國的“明刀”，甚至還有銘文為“安陽”和“平陽”的布幣。由此可以看出，（本章未完，請翻頁）戰國時期，三晉的商人就曾經經過這裡。從很多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出，在戰國時代，中原地區的人民已經對西北地區的地理和人文環境有了一定了解。當時的書中已經有了對昆侖山、火焰山、羅布淖爾、孔雀河等地的描述。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山海經》甚至已經有了關於吐魯番火焰山的記錄，“有燃火之山，投物輒燃”。那時中原地區的絲綢、金銀器、漆器等一路向西，被運往新疆和中亞地區，大西北的很多商品也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原地區。這些貿易上的往來，當然是與交通的發展分不開的。由這種交流過程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由中原經大西北到達中亞地區的交通貿易非常活躍。在這種貿易交流的過程中，文化也產生了一定的交流，由於秦國地處西部，所以與西北及中亞地區的聯係較其他國家更為密切，這應該也是古代的時候，西北人民經常把內地的人稱為“秦人”的原因。秦人在北方與西北和中亞人民互通有無，而楚國人則在南部同南亞的人進行著貿易上的往來。楚國是當時南方最大的諸侯國，它與南亞一些地區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韓國由於地理上的優勢，是南北往來的必經之路。韓國的商業、交通都十分發達，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貿易網點。一些地方由於地處交通樞紐，所以經濟得到了非常快速的發展。例如當時的宜陽，就是可以與趙國、楚國等進行聯係、進行商業貿易的交通要道，當時的宜陽非常繁華。從對各國的交通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戰國時代交通其實已經比較發達，各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四通八達的交通貿易網。由於貿易上的往來，人們成功打破了以前閉塞不通的僵死局麵，商品得到交流，人民也得到了溝通，達到了“四海之內若一家”的嶄新交流局勢。這對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東周列國、戰國諸雄之間的戰爭，表麵上看來是為了爭奪土地和財富，但是從其本質上看來，則是貴族領主和新興的地主階級權力的爭奪，無可置疑的是，最後的勝利者，是地主階級，並由此統治了中國2000多年的時間。而在戰國七雄之中，率先完成地主階級取代領主貴族統治這一變革的國家，就是西邊舊勢力較為弱小的秦國。當然，在戰國時代，地主階級並沒有完全取代領主貴族，而且在很多的國家，其權力還很大。但毫無疑問的是，領主貴族的政權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和削弱。其剝削方式發生了改變，其中尤其以農奴為代表的低下階層，從西周的宗族製度的桎梏中走了出來，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正是在這種巨大的變遷之下，戰國社會呈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氣象，具體體現在人口的大量增長、鐵質工具的廣泛使用、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牛耕的使用、農業技術的大進步、手工業的進步、以城鎮為中心的商品流通的發達等方麵，這些變化最終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特彆是各國社會相對自由的交通往來，戰爭的巨大消耗，促使了商業的進一步繁榮。當時社會有兩種商業形式，一種是官營，另一種則是私營。早在春秋時期，就有範蠡、端木賜等著名商人，到了戰國時期，更有猗頓等人，他們都是富可敵國，名馳天下。由此可見，私人商業在這一時期，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還有人專門開課收徒，教授致富之道。《史（本章未完，請翻頁）記貨殖列傳》中就記載，當時的周人白圭講授致富之道時就曾提到掌握時機，精確運用“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法則等原始的經商思想。而白圭也因此被尊為商賈的祖師。戰國時的大都邑，許多都是著名的商業中心，如趙都邯鄲、齊都臨淄，以及魏國都城大梁、洛陽等。中等都邑也開始有了市，稱為“有市之邑”，如韓國的上黨郡，其中70邑有市。“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會天下的貨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係辭》）就表現了小邑中小市交易的情景。隨著時代的發展，私人商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其重要性也逐漸超過了官辦商業。《韓非子亡征篇》就曾說道：“商賈的錢財存放國外，可以亡國。”如“從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貨殖列傳》）；又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經商）之利百倍”（《戰國策秦策》）等思想都表現了當時對於商業的重視，很多人都願意從商賺取利潤。當然，這種現象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當時各國都先後確立了土地的自由買賣製度，這種土地私有製，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到了地主階級手中，而依靠土地生存的農民，則由於土地的兼並而流離失所，無所依靠，隻能出賣勞動力為商人勞動，或者有經濟能力的，就自主經營。當時的這些大都市，集中了各地的物品錢財，大家在一起互通有無。當時的中原市場，能夠買到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顏料，北方的走馬、大狗，西方的皮革、毛織品、犛牛尾，東方的海魚、海鹽，可謂品類齊全。通過商業交換，即使是在不毛之地的人，也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豐富的水產品，農民常年耕種，不動刀斧不陶不冶就可以買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種就可以買到糧食。真正實現了“四海之內若一家”的大繁榮景象。商業的發展，城鎮的繁榮，對一般等價物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一時期，一般等價物逐漸規範化和固定化。曆史記載，墨子弟子耕柱曾經到達楚國做官，得十金送墨子。然而金卻可以分為三類，即金、銀和銅。還有記載稱，當時張儀到達楚國，問及楚國的財富幾何，楚王便說楚國出產黃金、珠璣、犀象，可見這些都能夠列入財富的範疇。最早將黃金白銀作為貴重貨幣的，當屬東周後期的楚國，而到了戰國時期，黃金則成了各國通行的貨幣。曆史記載，周人有一個風俗，就是特彆喜歡從事工商業而鄙視做官。通過從事工商業，他們能夠獲取百分之二十的巨大利潤。隨著時代的發展，就連深受孔子儒學思想的魯國，也大興經商謀利，商業變得異常繁榮。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甚至西邊的秦國，也發展起了商業。直到商鞅的出現，重農抑商政策施行，商業才有所遏製，但是他的這種政策並不為當時的東方六國所取，秦國也在商鞅死後，重新恢複和發展了商業，由此而帶動了社會階層的改變。《禮記月令》中就記載道：“開放關市，招徠商賈，以有易無，各得所需。四方來集，遠鄉都到，自然財物充足，國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順利。”表現了秦國商業的繁榮，為了能夠很好地和其他國家交流，商業上的交往遂而更加的頻繁，以至於到了戰國末期，大商人呂不韋參與到了秦國的政治中來，成為秦國的丞相，把持秦國朝政數十年。（本章完）/04/0450/230993.（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