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實就是，這種交易形成了。
洛蘇對這件事很感興趣，於是在這樣停留了一段時間，對於他這種智慧冠絕人類之巔的人而言，隻要略微了解，就足以看出這其中的底層邏輯。
這種違反常識的事，到底是發生的？
然後。
洛蘇就有些懵，這是一群傻大膽和一個膽小鬼的合作。
這件事從表麵上來看，是有邏輯的，商人、安南都護府中的大人物，如果將這些人統一稱之為“中原權貴”，將宋國中的貴族稱為“宋國權貴”，這其中的邏輯就是這三個團體。
中原權貴認為宋王本就是被天後所趕出去的喪家之犬，雖然貴為宗王，但實際上時時刻刻都在死亡邊緣徘徊。
宗王？
如果宋王敢有什麼抵抗，安南都護府就會讓他知道，什麼叫做中原天軍，從心理上，中原權貴認為自己有實力上的優勢地位。
而後便是第二個關鍵，宋國權貴不是宋王的鐵杆，在分封製度下，宋王對宋國權貴的控製沒有那麼強，這些宋國權貴和中原權貴有極大利益上的往來，甚至有許多聯姻，內外勾結，宋王受到的掣肘極大。
但洛蘇認為這種製衡是虛假的，就像是鏡中花，水中月，一戳就散。
商業有沒有力量？
當然有。
金錢在任何時候都是強大的力量。
但在這個時代，商業的力量是薄弱的，金錢的力量是不足夠的，這世界九成的力量，都在土地上。
土地上的百姓，才是決定一切的力量。
邦周時的諸侯可能抗衡天子是因為有不在天子手中的土地。
世家門閥能抗衡皇權是因為有脫離皇權掌控的土地。
在宋王這件事上，宋王在天後執政期間，的確是終日擔憂，生怕自己哪一天被注意到，進而被召回神都洛陽，腦袋落地。
但在政治上，還有一個定律，那就是掌握權力的人，是待的最久的那個人。
臣子和君王的爭鬥，在不撕破臉，不置於死地的時候，總是以君王的最後勝利而告終，就是這個理論的終極體現。
君王就像是聖人，在皇權穩固的社會中，皇位不會被篡奪的情況下，君王最差的結局不過是丟麵皮，不過是被人罵幾句而已。
臣子則一個不慎就會丟掉性命。
一旦君王不要臉，鬥爭的結果就注定了。
宋王同樣如此，宋國是他的，他長居這裡，他的王位來自於中央朝廷，不是這些人所能夠撼動。
天後的年紀也已經很大，沒有多少年可以活。
新上任的天子，對宋王就不會有什麼大的仇恨，那已經是上一代的事情，到了那個時候，一旦宋王反應過來，那一場清算就是注定的。
換句話說，現在這種詭異的平衡，隻是因為天後對諸王公的震懾而出現的。
在這種情況下，敢簽下二十年、五十年契約的人，真是瘋了。
在了解了這些情況後，洛蘇甚至都能夠猜的出來之後會發生什麼。
一旦宋國方麵撕毀契約，這些事自然是不敢上報朝廷的，走私的事情沒人敢提，那就隻有一個選擇了，那就是安南都護府以宋國有不軌行為，甚至還會主動造出一些邊釁，進而以安南都護府的大軍，進攻宋國。
如果贏了，那未來真的有可能控製住宋國。
但如果輸了，那一切都要打水漂。
在研究了這種模式後，洛蘇就不再關注，一切社會關係的形成，都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這些事情他不會乾涉。
江南洛氏隱隱參與其中的原因也很容易就猜出來，現在這種模式，的確是幫助宋國快速開拓，自古財帛動人心，在江南士族被中原排斥的過程中，他們向南轉向，去尋求利益和退路，就是非常現實的追求。
沒錯。
洛蘇看出來了，這些江南士族在宋國取得土地，很有可能也是為了跑路，如果南洋真的發展起來，在大唐事有不逮的情況下，就跑路到南洋去。
這和當初洛氏在感應不到素王後，擔心衰敗後滅族，於是跑路到遼東凜冬城，有異曲同工之處。
事務總會隨著現實而改變，曾經聖旨下來，就隻能跪地等死，根本就沒地方跑。
唯一能跑路的就是草原，但草原過去太難，很可能死在路上。
現在隨著大唐向四周的開拓，給了很多人這種機會，原來這個世上，除了中原之後，還有適宜人生存的土地，而且距離大唐這麼遠。
洛蘇來到南洋之後，看了這裡的水流條件，又看了看兩廣以及會稽那連綿的群山。
這裡其實也是一片天然的割據之地，中南半島的水熱條件太好，足以撐得起一個龐大的帝國，如果這個國家還能取得兩廣，就能獲得一片抵禦北向的屏障。
不過。
洛蘇站在高山上，望著那連綿的土地，“沒機會了。”
沒機會了。
從大唐踏上這裡開始，從文化開始同化這裡開始，這裡就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洛蘇就在廣州，給洛陽寫了一封信，不是給武曌的，而是給太平的，等到太平登基後，再打開這封信。
其中是關於防止周圍封國產生自主意識的內容。
“在帝國的西南山區中，有許多傳承多年的土司，這些土司和漢人的習慣格格不入，進而在這裡造成事實上的獨立。
現在，在分封的國家中，同樣產生了這種情況，如果這些權貴長時間盤踞在當地，和中原形成事實上的政治隔離，那必將產生政治上的遠離。
這個問題要格外的重視。
不重視這個問題，分封國的分裂就是可以預見的。
分裂獨立建國隻是第一步，在分裂後，如果在和上朝的競爭中，處於劣勢，那就會進入下一步，即從文化上，開始驅逐有關於上朝的一切。
最終，一套以本地主義為核心的思想，就會出現，一旦出現這種本地主義的思想，就要重新花費極大的代價進行整合，且效果不一定顯著。”
洛蘇對此很清楚。
當初的邦周統一後，全天下的貴族都說一樣的話，執行同樣的禮儀，敬拜同樣的至高神，那是第一次大一統。
但在逐漸的分化中，幾乎所有國家都開始結合當地的特色來搞自己國家的主義。
其中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吳國和越國，已經到了斷發文身的程度。
其中齊國、楚國、秦國這些地處邊陲的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這還是有洛氏高舉諸夏大旗的情況，即便如此，各國人間的隔閡也變得很重。
秦漢第二次整合當時的諸夏世界，最終形成了漢人這個群體。
現在西域為什麼這麼難搞，離心傾向這麼嚴重，其實就是因為，西域相當的本地化，而且是從信仰到文化上的本地化，走出了一條有彆於中原的特色諸夏道路。
西域有神廟存在，問題不大。
但宋國這裡，洛蘇覺得問題很大，一旦遭受到來自北方的壓迫，來自大唐的統治者，就會主動融入當地了。
洛蘇雖然搞分封，但他不搞分裂。
就算是因為現實原因，導致不得不分開統治這廣袤的國土，但內部的交流絕不能停下，在內部也不能產生隔閡。
那個曾經的羅馬帝國，分成東西羅馬兩部分，但所有人都以同一族群自居，他們稱呼自己為羅馬人。
在兩個政治實體間，有官員的相互交流，有皇帝的相互交流，更不要說民間的交流，在複興帝國的時候，他們不僅僅要複興其中一個，而是兩個，是整個羅馬的版圖。
在中原，過去的所有分裂都是因為戰爭，幾個互相之間不能吞並的政治軍事實體，在進行抗衡，最終造成了分裂的現實。
這樣的分裂，如果分開的時間足夠長，是真的會產生分化的，甚至漸漸變成兩個族群，就像是當初前往草原的漢人被同化成遊牧，百年後，誰還能知道他們的來曆呢？
他們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從漢人變成了匈奴人，鮮卑人，或者某一個東胡族群的胡人。
六大王國實際上就是一種不得不的分裂。
但洛蘇要的是裂國不裂族群，“在處理分封出來的王公之國時，加強統治階層間的交流，是必要的政治手段。
與此同時，應當從藩屬國中選拔優質的官吏，進入中央朝廷任職，乃至於封侯拜相，同時應當派遣中原官吏，進入藩屬國中擔任流官。
雙向加大雙方之間的交流，這是新朝所應當完成的任務，這是宗主國所應當做到的政治任務。”
洛蘇從洛陽出來，就是要看看這天下變成了什麼樣子，距離一道道政策的頒下，已經過去許多年，現在都已經發酵開來。
即便是聖人，也不可能知道，一道政策到達下麵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發布政策，地方實施，反饋，調整，重新發布政策。
這便是治國之道。
此番出來之後，在嶺南和中南這裡發生的事情，就讓洛蘇覺得很有趣，可以說是，有些出乎他的預料。
經過對世界本質的探查，洛蘇斷定那些商人最終一定會失敗，但對於這種模式，他同樣有一個猜想。
那就是如果有一天，這些商人手中所掌握的力量，超過了土地所能夠產出的財富呢？
雖然從數千年前開始，農業就一直都是立國之本，存身之基。
商業雖然來錢快，但任何明君聖主都知道，隻有讓百姓吃飽飯，國家才能安穩，國家大部分的精力都應該放在農業上。
但洛蘇自然能看到，商業在賦稅中的比例越占越高，商人所掌握的力量也越來越強，雖然商人的社會地位並沒有提高，但事實上，曾經完全依賴土地的貴族，現在都開始用商業來讓家族擁有更多的轉圜餘地。
這實際上代表了一種未來的趨勢。
這種趨勢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洛蘇隻略微一回想，就見到了一切的根源，從一畝地的糧食產量越來越多開始，從水利的修建、農具的進步開始。
從一畝地所需要耕作的人越來越少開始。
從不需要種地的人越來越多開始。
如果糧食產量能再次增加呢？
中南半島有種水稻，生長在宋國中！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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