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都督，你就以那兩艘被俘獲的兩條廣東戰船為靶，給朕演示一下。”老朱迅速下達旨意。
隻聽柳升答道：“遵命。”
“‘廣寧號’，右舷一、二、三號炮準備。目標右前方三十度，射程一千米，三發齊射。預備……放！”
“‘廣寧號’，右舷七、八、九號炮準備。目標右後方三十度，射程一千二百米，三發齊射。預備……放！”
兩陣齊射過去，兩條靶船頃刻間檣櫓灰飛煙滅！
見識了遼東軍艦厲害後，老朱龍顏大悅：“柳升操練水師甚為得力，此次進京平叛有功，就封安遠伯吧。”
誰也沒料到，老朱在對遼東諸將進行批發爵位的時候，又單獨對柳升進行了零售。
秋操之後，遼王如約讓柳升將“金州號”和“蓋州號”這兩艘六百噸級的中型軍艦先行移交給浙江都司指揮使徐司馬。
徐司馬自然是欣喜若狂，對遼王千恩萬謝，嫉妒得正在籌建山東備倭軍的徐允恭兩眼發直！
當然遼王也不是白送。
他對徐司馬說道：“義兄，此次征戰西域，遼東軍損失極大。遼東地廣人稀，兵員不好補充，還請幫忙從浙江招募義烏和處州農戶各三千戶到遼東，定有重謝。”
徐司馬豪爽地答道：“謝什麼謝？陛下要先行裁撤幾個衛所，大量兵員不好安置，把他們送到遼東，剛好幫了浙江一個大忙。”
遼王之所以盯上了義烏兵，主要是因為後來的戚家軍主要就是由義烏兵組成。
戚家軍東平倭寇，北擊蒙古、女真，斬首累計十萬人以上，其主要兵員就是來自於浙江義烏的山民，其次是處州的農戶。
早在洪武年間，義烏山民田地少，產出低，不得不以采礦補貼家用。為了維護本地有限的生存資源，他們就像當年春秋時期的秦國人為了爭奪水源一樣，經常進行以命相搏的鄉村械鬥。義烏山民的彪悍民風早在明朝初年已經聞名於浙江。
義烏兵在明朝中後期聞名天下，表麵上是緣於一場機緣巧合的誤會。
當時抗倭大將戚繼光偶然路過義烏一礦廠時，發現義烏與周邊百姓因采礦械鬥，當地人以宗族為紐帶，不惜父死子繼，兄死弟繼，也要血戰到底。個個悍不畏死！
戚繼光覺得如果將義烏礦工的狠勁發揚於戰場，絕對是讓敵人聞風喪膽的虎狼之勢。用後世的話說，這叫戰鬥精神。
其實戚繼光當時也搞錯了，當時義烏礦工並不多，即使在礦廠上乾活的也是打零工的山民，用後世的話來說就是農民工。戚家軍最後在義烏大規模招募的還是義烏山民。
無論是礦工還是山民，那種源於生存壓力的戰鬥精神，一直傳承到大明朝丟掉遼東前的沈陽之戰。
如果不是戚家軍兵力不足，如果不是蒙古內奸和後金八旗兵裡應外合，努爾哈赤根本不可能攻占沈陽城。
至於處州也就是後世的麗水，同樣因為身處山區，士民負窮拚搏。正如曆史上幽州出突騎，丹陽出精兵一樣，都是因為“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幫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一直是明軍的優質兵源地。
隻是因為明軍年年從處州征兵，當地人不厭其煩。到了明朝中後期，處州兵都打成了兵油子，打得贏就往死裡打，打不贏就早作打算，及時開溜，聲譽有所下降。
所以當時戚繼光對處州兵的評價沒有義烏高。
其實隻要用好了，處州農民也是不錯的兵員，與北方苦寒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蒙古、女真兵和林中百姓差距並不大。
遼王還看到一點，遼東軍此次征戰西域過程中發生的罕東叛變也暴露了遼東軍一個非常大的隱患，兵員過分依賴胡人，漢兵比例太少，容易導致失去對部隊的控製。如果當時不是鮑超在關鍵時刻頂住了誘惑，庭州真可能被罕東和瓦刺聯合偷襲成功了。
草原民族多是畏威不畏德，一旦戰局不利，很容易潰逃甚至叛變。唐朝安史之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番兵比例太高。
明朝末年丟失沈陽城，也是因為明軍中的蒙古兵員已經從最初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五分之四以上，城內的蒙古兵一叛變，明軍主將隻能仰天長歎，引頸就戮。
所以，遼王開始著手有重點地引進內地的優質兵員，儘量保證番漢兵員之間的合理比例。這個最佳比例到底是一比一、二比一，還是一比二，還要在實踐中具體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