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後，吏部主持的會推在東闕門內召開，吏部尚書李默坐在首位。
首先是吏部文選司主事手執說帖，向參加會推的官員們介紹本次會推的情況，如官缺、堪任官吏等情況。然後就是吏部堂官開始介紹本次會推的堪任官吏情況並且加以評價。
最後就是吏部文選司郎中手執堪任帖，對參與會推的官員們的意見加以記錄。
李默作為吏部尚書，當然是首先發言，禮部尚書在嘉靖朝是非常重要的，嘉靖朝的閣臣，大多都是從禮部尚書入閣的，無論是夏言、嚴嵩、徐階都是如此。
大明的禮部尚書，掌天下禮儀、祭祀、宴饗、貢舉之政令，侍郎佐之。禮部尚書作為禮部的最高長官，設置員額為一員，主要兼總條貫禮部事務，禮部下設四司的屬官有所疏請，則各舉其職事以質於尚書而受其成。
按理說禮部尚書雖然清貴，但是實權並不大，遠不如兵部、戶部有油水。但是在嘉靖朝，禮部尚書可比吏部尚書都吃香。
明初廢丞相，升六部分理國政，互不相侵。直至成、弘間，六部仍以吏部獨尊。張璁在嘉靖初年曾說:“內閣、吏部、禮部、都察院、詹事府，此何等切要衙門也。”吏部此時仍位前於禮部。而這一局麵在“大禮議”以後卻徹底扭轉，禮部及禮部尚書之地位尊崇，一躍與吏部持平甚至有所超越，不僅其參政範圍有所增加，而且有11位禮部尚書入閣，在嘉靖所任命的24位閣臣中占幾近一半的比例，還有4位當上了首輔。
在嘉靖朝以前，吏部長卿不僅居九卿之首，在朝中威望甚至可能超越閣臣，如曆任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的吏部尚書蹇義，位高勢重的內閣“三楊”都要與其共論國事。天順年間，明朝首位內閣首輔的李賢，凡事也要與吏部尚書王翱合議而行。這種局麵在嘉靖年間得以徹底扭轉，如李時、夏言、嚴嵩、徐階等受帝寵眷深、柄政時間長、且居百僚之首的首輔，皆出自禮部。嘉靖也一再強調：“邦禮重任，方切委用，禮官之掌，係重任。”
嘉靖為什麼這麼重視禮部尚書？根源還是在大禮議上，“大禮議”初興之時的反複與曲折，特彆是楊廷和去職以後，領導群臣議大禮的主要是禮部尚書，這讓嘉靖意識到禮部官員配合的重要性，張璁、桂鄂複以群臣寧忤天子，不敢忤禮臣之說聳動朝廷”。
嘉靖通過牢牢控製禮部尚書的人選任命，以控製禮部來獲得支持。席書是嘉靖親選的首位升任禮部尚書的大禮新貴，席書之上任，正是議禮雙方鬥爭最為激烈的時候，對席書等大禮新貴的重用，至少傳達出兩個信號:其一嘉靖決心要改弦更張，用新貴對抗舊臣;其二是對議禮新貴的追隨所冒的政治危險有一個交代。
特殊之政的需要是嘉靖朝重禮部尚書的另一原因。在大明的政治體製中，皇帝的決策權在內閣製下得到了絕對的體現，嘉靖朝大行密疏政治，皇權決策權的絕對性更是表現得淋漓儘致。而禮部尚書因為與嘉靖的特殊關係就更為得到重用。
凡是能夠被嘉靖任命為禮部尚書的，無一不是嘉靖的親臣、信臣。
自藩王入繼大統的嘉靖致力於打破孝宗、武宗一脈的原有政治秩序，強化自己的皇權，樹立新皇權權威。“大禮議”既是一個必然的契機，又是試金石。朝中舊臣在大禮議中的不配合態度，都讓嘉靖感到異己政治力量過於強大，而自己所任命的這些這些禮部尚書，對嘉靖給予了極大的支持。
禮部尚書成了嘉靖爭大禮的強有力的支持者和後續禮製改革的倡導者和執行者，嘉靖獨重禮部尚書，就是通過重禮臣甚至將其引入內閣，一方麵達到讓俯首順從的禮部尚書成為嘉靖朝內閣體製外的輔臣的目的;另一方麵，也可以收到在親己的禮部尚書和內閣首輔對抗時讓兩者進行鬥爭以取得均勢的效果，這可能是嘉靖既樹立內閣權威而又使其牢牢為己所控的政治目的，也是嘉靖皇帝打擊孝宗—武宗一係政治勢力以後欲達到的最完善的政治格局。
李默很清楚，禮部尚書在朝中威望榮寵，並非因禮部尚書之職權的變化，而是禮部尚書因特殊政治需要保持著與皇權的特彆親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曆史上吏部尚書獨重的格局。禮部尚書易於入閣，間接地因內閣地位而提升了整個禮部的地位。而這樣的變化是嘉靖禮製改革特殊要求下內生出來的必然結果，禮部尚書乃至閣臣的所有榮寵均來自於皇權，既可以賦予，又可以隨時收回，因此地位越尊、寵望越多，對皇權的依附性也就越強。
禮部既相對於六部地位得以提升，尤其首輔，儼然宰相;同時對於皇權而言又約束力全無，隨著禮部尚書一一入閣，其逢迎嘉靖的慣性也被帶入內閣，內閣完全成為了皇帝的附庸，以首輔為代表的閣臣，以絕對的順從來固位希寵，保有自己的祿位。
而且嘉靖朝的禮部尚書晉升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慣例，嘉靖朝實際任職的禮部尚書中，除了席書、桂萼、歐陽德外，其他多庶吉士出身，授修撰、編修，遷侍讀或侍講學士，曆任祭酒、太常卿等職後升為侍郎，最後成為禮部尚書。也即“編修、修撰———侍讀、侍講———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郎———尚書”這一晉升路徑。
李默這兩天仔細思考了幾位候選人，把目光放到了原翰林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王用賓身上，他在朝中可謂小透明一隻，但是資曆確實十分深厚，王用賓二十歲就中進士，正德十六年進士，經館選入翰林院，曆任編修、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是會推諸人中資曆最深厚的。